第4章
谁的可乐------------------------------------------。。罐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正沿着铝皮往下滑，在床头柜上洇出一个深色的圆圈。水珠经过罐身那几个白色的英文字母时，被切成了歪歪扭扭的两半。吴钦文盯着那个圆圈看了很久。。是在确认。。确认这不是心灵回廊的又一个入口，不是她闭上眼睛之后就会消失的幻觉。她伸出手，指尖触碰罐身。。。。红色的罐身。白字。不是她常喝的那种，标签上印着日文，底下画了一朵小小的樱花。花瓣是五片，其中一片落在了商标上，正好盖住了生产日期的最后一个数字。“限量版。”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樱花味的。我说过我下周回国给你带。”。。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长度到小腿，面料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很淡的哑光。吴钦文不懂衣服，但她知道这件风衣大概能买下这层楼所有的病号服。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奢侈品店的，12000元一个，上面印着绿色的Logo。比她的风衣还要扎眼。。。或者像一整夜没睡。或者像在飞机上对着窗外云层发了十几个小时的呆。但她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真的开心，是把嘴角往上扯的肌肉动作，熟练得不需要经过任何情绪的批准。“吴钦文。”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没有说话。。隔壁床的老女人没有自言自语，这很不正常——她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开始念经，像人体闹钟。现在十点过五分，她只是侧躺在床上，看着门口这个陌生的闯入者，嘴巴微微张着，忘了合上。
阿萤坐在自己床上，杂志停在膝盖上，手指还捏着翻了一半的页码。她看着丁加薪，眼睛里的东西吴钦文认识——是那种认出同类又不确定对方是否认出自己的警觉。
走廊里的拖鞋声也停了。不知道是谁的拖鞋，但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在走廊里来回响四趟。今天只响了三趟。
整个四病区都在看丁加薪。
丁加薪没有看任何人。她只看着吴钦文。
“你怎么来了。”吴钦文说。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声音很轻，不像问候，像确认。像看到一道数学题最终被证出来，没有惊喜，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疲惫的满足。
丁加薪走进来。她的球鞋踩在病房的地板上，没有声音。那双鞋的鞋底很软，是定制的。吴钦文知道。丁有钱所有东西都是定制的。除了那个塑料袋。
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和那罐可乐并排。袋子里还有两罐，红色的罐底互相碰撞，发出很轻很轻的金属声。然后她在塑料凳上坐下——就是季白每次来坐的那把。
她的坐姿和季白完全不一样。
季白坐下去的时候，永远绷着背。即便只是坐在塑料凳上，他也像坐在审讯室里——随时准备站起来，随时准备转向任何方向。他的重心落在前脚掌，大腿肌肉微微收紧，手臂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但手掌从不成拳也不完全放松。那是被训练出来的坐姿。
丁加薪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限量版球鞋的鞋底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她的重心全部交给椅背，整个人像一只收拢翅膀的鸟，停在了一个不属于她的枝头。放松。但吴钦文知道，她不是真的放松。她是用放松的姿态告诉所有人：我在这里不需要防备。不是因为安全，是因为我不怕。
“我回国以后打你电话，关机。”丁加薪说。她的声音不高，语速比平时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一道滤网，把多余的情绪滤掉了。“打你家里，没人接。去你家敲门，邻居说**妈搬走了，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床头柜上，挨着那罐可乐。
是一张寻人启事。
吴钦文的照片印在正中间。是她初中时的学生证照片，头发比现在长，脸上比现在多一点肉，眼睛看着镜头，没有笑。寻人启事下面写着：“吴钦文，女，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九。三日前离家，去向不明。有知情者请联系丁女士。”然后是一串电话号码。然后是“重谢”。
“我印了两千份。”丁加薪说，“让人贴在常熟所有的公交站台、超市门口、小区公告栏。贴到第三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在三院门口看到过一个和她长得像的人。我就来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只是两下。然后停了。
“他们在护士站翻了好久才找到你的名字。”她说，“挂号系统里用的是医保卡实名，但我只知道你叫吴钦文，不知道你还有一张医保卡。护士问我你是哪个科室的。我说不知道。她问我是你什么人。我说朋友。她问什么朋友。”
她笑的很官方。那种笑和刚才不一样。不是扯嘴角，是另一种，像是回忆起某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我说是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她让我签字。”
吴钦文低头看着手里的可乐。
铝罐外壁的水珠越来越多，顺着罐身流到她的手指上。她能感觉到那种**。不是触觉，是温度——水珠比空气冷一点，比她的手指暖一点。她能感觉到。但她感觉不到别的东西。
她应该感动的。她知道。这是应该感动的时刻。有人印了两千份寻人启事，有人从地球的另一端飞回来，有人站在护士站对一个陌生人说出“最好的朋友”这四个字，只为了在住院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
但感动是一种感觉。而她的感觉被关在某个地方。
抑郁像一层保鲜膜，裹在她和世界之间。她看得见这个世界。她看得见丁加薪的眼睛是红的。她看得见那个塑料袋里的可乐在日光灯下反射出的银光。她看得见阿萤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只竖起耳朵的野兔。
但她摸不着。所有东西都隔着那层膜。她知道可乐是冰的，但那种冰从指尖传到大脑的途中，被什么东西稀释了，到达时只剩下一层很薄的凉意。她知道丁加薪的眼睛是红的，但那片红色进入视网膜之后，没有触发任何情绪反应。
她只是觉得那层保鲜膜被戳破了一个**。
很小。小到风都透不进来。
但光是能进来的。光很细，像一根针，从那个**里穿过去，在保鲜膜的这边照亮了一个很小的区域。那个区域刚好能装下一罐可乐。
她把拉环拉开。
气泡破裂的嘶嘶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有点像收音机调错频率时的白噪音，又有点像很小很小的叹息。罐身在她手里微微震动了一下，然后归于平静。
她喝了一口。气泡在舌面上炸开。甜味。碳酸的刺激感。她不确定自己是真的尝到了，还是只是记得可乐应该是什么味道。但她选择相信前者。
“好喝吗？”丁有钱问。
“嗯。”
这是**。她尝不出味道。不是完全尝不出，是尝到的味道像隔了一层水。但她不想让那双红眼睛变得更红。
“以后我每天给你带。”丁有钱从塑料袋里又掏出一罐，拉开，自己喝了一口。
然后她皱起眉头。眉心拧出一个小小的“川”字。她的嘴角往下撇，舌尖抵着上颚，好像在和某种她不理解的味道做斗争。这个表情让吴钦文想起初中时她第一次喝中药的样子——那次之后丁有钱买了那个中药厂，把配方改成了甜的。她真的做得出这种事。
“这也太甜了吧，***的口味我不理解。”
她把剩下的大半罐放在床头柜上，和塑料袋里的最后一罐放在一起。然后她身体前倾，收起脸上所有的随意。那个动作很快。从放松到认真只有一秒钟。像有人在她脊椎上按了一个开关。
“钦文。”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吴钦文能听见。病房里另外两个人也许能听到，但她不在乎。也许还是在乎的，只是她不在乎被听到。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吴钦文看着她的眼睛。
丁加薪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日光灯下显得很亮，但不是**的那种亮，是干燥的、聚焦的、像***瞄准镜里的那种亮。不是看向猎物的眼神。是看向她必须要保护的东西。
吴钦文张了张嘴。
她应该说。她知道她应该说。从被父母遗弃的那一天开始，到噩梦里的尚湖碎尸，到季白带着照片出现在门口，到沈眠手腕上停在三点四十五分的梅花牌手表，到凌晨收到的“欢迎回家，一号”的短信，到心灵回廊深处那个抱着布偶兔子的五岁的自己。
她应该全部说出来。
但她的舌头很重。不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不知道说出来之后丁有钱会怎样。她会用钱买下所有涉案的实验室。她会雇一个律师团**抛弃吴钦文的父母。她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可以被解决的账单。
但有些东西不是账单。
有些东西是凌晨三点四十五分的短信，是心灵回廊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是她五岁时站在灰色大楼门口抱着布偶兔子的自己。这些不是丁有钱能买下的。
“我——”她开口。
门被推开了。
不是季白。不是沈眠。不是小陈护士。
是一个穿灰色保洁制服的女人。她推着一辆清洁车，车上放着拖把和水桶。水桶里的水是灰色的，拖把搭在桶沿上，正往下滴水。
“打扫卫生。”她说。
她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她的眼睛扫过病房，扫过丁加薪，扫过床头柜上的可乐，最后落在吴钦文身上。停留的时间比正常人多了一秒。不是两秒。不是三秒。只是一秒。但那一秒里有一种吴钦文认识的东西。
她不是来看可乐的。
她是来看吴钦文的。
丁加薪没有回头。她只是看着吴钦文，眼睛里的***瞄准镜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不是放松，不是紧张，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像一只正在评估新威胁的猫。
“今天不打扫。”丁加薪说。没有转头。
保洁女人没有动。“医院规定，上午十点必须打扫四病区。”
“我说今天不打扫。”丁加薪的声音还是不高，但变了一种质地。不是软，是硬。不是声音硬，是声音背后有什么东西硬了。吴钦文听过这种声音。有一次她们在外面吃饭，有人**吴钦文，丁加薪就是用这种声音对那个人说话的。后来那个人**照片，还赔了一部新手机。虽然那部手机本来没坏。
保洁女人站了一会儿。三秒钟。然后她推着清洁车转身出去了。车轮在走廊里发出吱吱的声音，渐行渐远。
吴钦文看着门口。
她想起第一天进医院的时候，在门口确实有一个女人看了她一眼。她当时在想别的事——在想母亲的背影，在想父亲白衬衫上的汗渍，在想那扇感应门合上时发出的声音。她没有注意那个女人。
但现在她想起来了。
那女人穿着灰色保洁制服。
“钦文。”丁加薪的声音把她的视线拉回来。
吴钦文重新看向她。
“告诉我。”丁加薪说。这一次，她伸出手，把吴钦文握着可乐的那只手拢在自己手心里。她的手很暖。不是体温正常的暖，是比正常人高一点的暖。像是把什么东西烧着之后的余温。
吴钦文低头看着两只手。一只苍白，瘦削，手指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另一只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枚银戒指——不是婚戒，是丁有钱十八岁时自己买给自己的。上面刻的是她的名字缩写：DJX。丁加薪。她说这辈子不嫁人，所以自己娶自己。
“你不能用钱解决这件事。”吴钦文说。
丁加薪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和眼睛同时弯起来，不是扯动肌肉，是某种温暖的东西从里面往外推了一下。
“谁说的。”她说，“我可以。”
“不是所有事。”
“那就告诉我哪一件不能。我用别的方法。”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的眼睛还是红的。不是哭红的。是在飞机上对着窗外的云层，一整个晚上没有合眼的红。是那种明明很累了但不肯闭眼的红。
她忽然想起季白说过的一句话。那天晚上，季白站在病房门口，老方在走廊里抽烟。季白说：“我不知道你的梦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一件事——你说的话，我会查到底。”
季白用了“我会”。
丁加薪没用这两个字。她从来不用“我会”。她用的是另一种句式。不是承诺，是陈述。不是“我会帮你”，是“告诉我，我来做”。
吴钦文把那罐可乐放在床头柜上。铝罐底座碰到塑料桌面时发出轻轻的磕碰声。然后她翻过手，握住了丁加薪的手指。
是她在握。不是被握住。
这是她入院之后，第一次主动触碰另一个人。
“有一个地方。”她说，“虞山脚下的废弃实验室。我在梦里见过。梦里还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像我，但不是我。她是一号。我是她。她也是我。”
丁加薪没有说话。她的手没有动。只是保持着被握住的状态。
“还有一个人。”吴钦文说，“她叫马星月。她在梦里折纸鹤。折了一百只。她也是实验体。她是二号。”
丁加薪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正好握着，根本感觉不到。
“还有一个**叫季白。”吴钦文说，“他相信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相信我，但他相信我。他查到了第三实验室的资料。沈眠医生的手表——和梦里凶手的一模一样。他有一个被退回的哥哥叫沈平。沈平是凶手。但又不是。他是被造出来的。和我一样。”
“和你一样？”
“我们都是被造出来的。”吴钦文说，“预言者。四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是第一个。”
病房里很安静。阿萤的杂志翻了一页。隔壁床的老女人又开始自言自语了，声音很低，像是在念经，又像是在数数。
丁加薪没有说“你疯了”。没有说“这只是梦”。没有说“你需要休息”。
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从吴钦文手里抽出来。抽出来，但没有松开。她反握住吴钦文的手指，用力压了一下。不是安慰的力度。是确认的力度。
“虞山脚下。”她说，“废弃实验室。”
“嗯。”
“你梦到了。”
“嗯。”
“里面有你五岁的照片。”
“可能有。”
丁加薪松开手，站起来。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划了几下，放在耳边。铃响了一声就接了。对面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点刚睡醒的鼻音。
“邵续饭？对，是我。帮我查一下虞山脚下有没有废弃的脑科学研究所或者类似的机构。九十年代封存的那种。查产权。查现在的所有人。查有没有**出售。”
她停了一下。
“不，不是投资。是买。”
她又停了一下。
“对。买下来。多少钱都行。今天下班之前我要看到意向合同。”
她挂了电话。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把手机放回风衣口袋，重新坐下来。她的动作和刚才一模一样——靠椅背，翘二郎腿，球鞋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好像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给助理，是打给外卖。好像买一栋废弃实验楼和买一杯奶茶没有区别。
“你刚才说季白。”丁加薪说，“那个**。他信你？”
“嗯。”
“他查到了什么？”
“沈平。梅花牌手表。第三实验室的门牌号码。”吴钦文顿了一下，“还有，他说第三个案子在今天早上发生了。受害者死法和第一个一模一样。第一个案子已经抓到凶手了。但第三个出现了。所以第一个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不止一个凶手。”
丁加薪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有人在模仿，或者有人在指挥。”她说。
“可能是同一个人。”吴钦文说，“他叫**。可能就是沈平。”
“他不是你梦里那个戴表的？”
“沈眠也戴表。一样的表。但沈眠的手上没有茧。凶手手上有。沈平手上有。”
丁加薪没有说话。她看着吴钦文，眼睛里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变换。不是混乱，是有序的，像锁芯里的弹子在钥匙**时依次排列到正确的高度。
“你说的‘一号’，是你。”
“嗯。”
“二号是马星月。”
“嗯。”
“三号和四号呢？”
“我不知道。但四号说不要找三号。三号很危险。”
“四号什么时候说的？”
“在梦里。”吴钦文低下头，“或者说，在实验室留下来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一号不要找三号。三号很危险。’”
丁加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那棵香樟树。阳光穿过树叶，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光斑在病号服上晃动着，形状像一只只正在爬行的蚂蚁。
“我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丁加薪说。她背对着吴钦文，声音比平时低了一点。不是低沉，是低到刚好只有屋里的人能听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不是生意上的错。是别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研究一种能看到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方法。他觉得这是科学。后来他发现不是。但已经晚了。”
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
“我爷爷没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事。他只是说，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因为那件事来找丁家的人——他让我不要逃避。”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的脸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中。阳光那半看起来很年轻，像她第一天认识的丁有钱，富可敌国，无所不能。阴影那半看起来比十九岁老很多，像她从来没有展示给任何人看的那个丁加薪。
“也许你梦里的实验室，”丁加薪说，“就是爷爷说的那件事。”
阿萤突然开口了。
“钦文。”她的声音从中间的床上传来，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你是不是要出院了？”
吴钦文转头看她。阿萤抱着那本翻烂的杂志，手指在封面上无意识地划着圈。她的眼睛没有看吴钦文，而是看着丁加薪。不是敌意，是一种吴钦文不太确定的东西。
“我不会出院的。”吴钦文说，“我还是住院病人。”
“但你朋友来了。”阿萤说，“你朋友看起来能把你带出去。”
丁加薪看着阿萤，看了很久。不是审视，不是评估。然后她笑了。不是对吴钦文的那种笑，是另一种——是理解，是一秒钟之内就看懂了一个人。
“你叫什么？”
“阿萤。”
“阿萤。”丁加薪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尝这个名字的味道。“我不带走她。她需要在这里。这里有医生。有药。有护士。还有你。”
阿萤低下头。杂志封面在她指节分明的手里被捏出了几道新的褶皱。
“你不用怕她走了。”丁加薪说，“这里也是她的家。”
吴钦文看着丁加薪。
她的保鲜膜又破了一个**。这一次，光照进来的地方，不是一罐可乐的大小。
走廊里传来皮鞋的声音。不是一双，是两双。步伐不同。一个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另一个拖沓，鞋底在地面上擦出沙沙的声音，偶尔会停一下，然后继续。
吴钦文知道那双稳的皮鞋是谁的。
门被推开了。
季白走进来。他今天穿了警服，肩章上的银色徽章在日光灯下反光。他的眼睛扫过病房，扫过丁加薪，扫过床头柜上的空可乐罐，扫过塑料袋里的两罐还没开的。然后落在丁加薪身上。
“你是哪位？”
丁加薪靠在窗台上，没有站起来。“丁加薪。”
季白等着她说更多。
“吴钦文的朋友。”
季白看着丁加薪，丁加薪看着季白。两个人对视了不到三秒钟。吴钦文在那三秒钟里感觉到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两个不同物种的动物在动物园里隔着玻璃互相打量。评估。计算。然后同时决定暂时不咬对方。
“你是那个**。”丁加薪说。
“你是那个给她买可乐的。”季白说。
“限量版。”
“什么？”
“可乐。樱花味的。**带回来的。”丁加薪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罐，伸手递过去，“你喝吗？”
季白看着那罐可乐。他没有接。但吴钦文注意到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往上挑了不到一毫米。那是他面部表情的极限。
“我是来谈案子的。”他说。
“谈。”丁加薪说，“我又不是外人。”
季白看了吴钦文一眼。不是求助，是确认——确认这个人可以信任吗？吴钦文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只是看着季白，用那种没有多余情绪的眼神。
季白明白了。
“第三具**的身份确认了。”他说，从夹克内袋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放在吴钦文的床头柜上，挨着那罐空可乐。“女性，二十四岁。左手无名指指甲断裂，指甲油是豆沙色。死因和第一具基本一致。但不是尚湖，不是废弃工地。是在常熟老城区的一个老式居民楼里。”
他放下一张照片。
吴钦文低头看。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脸朝上，眼睛还睁着。她的指甲上涂着豆沙色的指甲油，左手无名指断了一半。
和第一个一模一样。
和第三个一模一样。
但她注意到了一样东西。女人的手腕上，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红印。不是绳子，不是**，是某种更细的东西——像一根线，或者是细绳。
“红绳。”她说。
季白皱眉。“什么？”
“梦里有红绳。”吴钦文闭上眼睛，让昨晚的碎片重新浮现。蓝色打火机。银戒指。跳房子的粉笔画。然后是一个新的细节——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花店里整理玫瑰，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不是红色的丝带，是红绳。编的。
“她是不是买过什么网上的东西？”吴钦文问，“红绳之类的？”
季白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受害者的随身物品清单。最后一项写着：“右手腕系红色编织绳一条，来源待查。”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吴钦文说，“我刚想起来。昨晚的梦里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女人在花店。她系着红绳。”
“花店在哪里？”
“不知道。”
“你还能看到什么？”
吴钦文闭上眼睛。她试着回到梦里的花店。花香。不是真的花香，是梦里闻到的那种——比现实的香味更淡，更远，像是从隔壁房间飘过来的。玫瑰。还有百合。还有另一种，她叫不出名字。那个女人系着红绳，低头整理花茎。她的手指很细，指甲上涂着淡绿色的甲油。右手食指的指甲断了一半。
不是豆沙色。是淡绿色。
不是左手无名指。是右手食指。
“不一样。”她说。
“什么不一样？”
“上一个受害者的指甲是豆沙色的，左手无名指断裂。梦里花店里的女人，指甲是淡绿色的，右手食指断裂。”
季白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亮，是瞳孔收缩。
“不是同一个凶手。”
“不是。”吴钦文睁开眼睛，“但有关联。红绳——红绳是信号。凶手不是模仿第一个案件的细节。凶手在用红绳做标记。红绳才是串联的点。”
丁加薪从窗台边走过来，站在季白旁边，低头看床头柜上的照片。
“网上卖的红绳。”她说，“定制的。或者有什么特殊符号的。不是路边随便买的。如果是网上卖的，能查到店铺。”
季白转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有人想要用一个东西串联多个案件，他不会用一个随处可见的东西。”丁加薪说，“红绳会褪色，会磨损，会被扔掉。但如果是从特定渠道买的，红绳就成了一个记号。记号可以追踪。”
她拿起手机，又划了几下。
“邵续饭？对，还是我。再加一件事。查一下所有**平台，有没有卖红绳的店铺，评价里有顾客说自己是常熟买家。如果有，列一个清单，标注开店时间。对。和实验室的事一起查。”
她挂了电话。
季白看着她。这一次，他的表情不只是评估。多了一点什么。不是信任，是某种比信任更务实的东西——是“这个人有用”的确认。
“邵续饭？”他问。
“我的助理。高中生。不要钱的那种。”
“你有一个高中生助理。”
“我有很多人。”丁加薪说，“所以你查你的，我查我的。查到了我告诉你。”
季白沉默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不是对丁加薪。是对吴钦文。“她一直这样？”
吴钦文点了点头。
季白的嘴角又动了一下，往上挑了可能有两毫米。这是一个让他整张脸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表情。不是笑。是某种在“笑”和“叹一口气”之间的东西。
“那行。”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回夹克里，“沈眠那边，我下午再去谈。沈平的资料明天能到。你——”
他看了一眼丁加薪，又看了一眼吴钦文。
“你今天有人陪，我先走。”
他走了。
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这一次只有一双。那双拖沓的皮鞋没有跟上来——老方今天没和他一起。
丁加薪重新坐回塑料凳上。
“那个**。”她说，“他是不是每天都来？”
“差不多。”
“他是不是喜欢你？”
吴钦文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突然扔进一潭本来没有涟漪的水里。不是问题本身让她愣住，是问题的角度——她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季白。季白是**。季白是查案的。季白是她梦里那些线索在现实世界的执行者。她没有想过季白是不是喜欢她。她没有想过任何人是不是喜欢她。喜欢是一种感觉，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处理过这种感觉了。
“他只是需要我破案。”她说。
丁加薪看着她，看了很久。那种看不是追问，不是不信，是另一种东西——像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在等对方自己发现。
“行。”丁加薪说。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最后一罐可乐，拉开，没有喝，放在吴钦文手里。铝罐是冰的。气泡在液面下无声地破裂。
“慢慢喝。”她说，“喝完告诉我。梦里的事，实验室的事，马星月的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的事。全部。”
吴钦文握着那罐可乐。罐身的水珠正在消失，被她的体温一点一点地蒸发。保鲜膜上的**似乎又大了一点。光从洞口照进来，照亮了可乐罐，照亮了丁有钱的眼睛，照亮了床头柜上那张寻人启事——照片里的她看着镜头，没有笑。但她现在想笑了。不是笑出来。是在心里，某个被保鲜膜裹了很久的角落里，有东西动了一下。很轻。像两万在睡着时无意识地甩了一下尾巴。
她把可乐举到嘴边。
这一次，她真的喝到了甜味。
“好。”她说。
窗外，香樟树在风里摇晃。叶子上的露水正在蒸发。阳光很好。不是刺眼的那种好，是刚好能把灰尘照成金粉的那种好。
四病区的走廊里，保洁女人的清洁车停在角落。她正在把拖把放回水桶里，灰色的水溅出来几滴，落在浅绿色的地板上。没有人注意到她在那里站了很久。
也没有人注意到她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收件人未知。内容只有一行字：
“一号的房间里今天来了一杯可乐。”
手机屏幕亮了三秒。然后灭了。
金拱门推着清洁车，往下一间病房走去。
阿萤坐在自己床上，杂志停在膝盖上，手指还捏着翻了一半的页码。她看着丁加薪，眼睛里的东西吴钦文认识——是那种认出同类又不确定对方是否认出自己的警觉。
走廊里的拖鞋声也停了。不知道是谁的拖鞋，但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在走廊里来回响四趟。今天只响了三趟。
整个四病区都在看丁加薪。
丁加薪没有看任何人。她只看着吴钦文。
“你怎么来了。”吴钦文说。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声音很轻，不像问候，像确认。像看到一道数学题最终被证出来，没有惊喜，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疲惫的满足。
丁加薪走进来。她的球鞋踩在病房的地板上，没有声音。那双鞋的鞋底很软，是定制的。吴钦文知道。丁有钱所有东西都是定制的。除了那个塑料袋。
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和那罐可乐并排。袋子里还有两罐，红色的罐底互相碰撞，发出很轻很轻的金属声。然后她在塑料凳上坐下——就是季白每次来坐的那把。
她的坐姿和季白完全不一样。
季白坐下去的时候，永远绷着背。即便只是坐在塑料凳上，他也像坐在审讯室里——随时准备站起来，随时准备转向任何方向。他的重心落在前脚掌，大腿肌肉微微收紧，手臂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但手掌从不成拳也不完全放松。那是被训练出来的坐姿。
丁加薪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限量版球鞋的鞋底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她的重心全部交给椅背，整个人像一只收拢翅膀的鸟，停在了一个不属于她的枝头。放松。但吴钦文知道，她不是真的放松。她是用放松的姿态告诉所有人：我在这里不需要防备。不是因为安全，是因为我不怕。
“我回国以后打你电话，关机。”丁加薪说。她的声音不高，语速比平时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一道滤网，把多余的情绪滤掉了。“打你家里，没人接。去你家敲门，邻居说**妈搬走了，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床头柜上，挨着那罐可乐。
是一张寻人启事。
吴钦文的照片印在正中间。是她初中时的学生证照片，头发比现在长，脸上比现在多一点肉，眼睛看着镜头，没有笑。寻人启事下面写着：“吴钦文，女，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九。三日前离家，去向不明。有知情者请联系丁女士。”然后是一串电话号码。然后是“重谢”。
“我印了两千份。”丁加薪说，“让人贴在常熟所有的公交站台、超市门口、小区公告栏。贴到第三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在三院门口看到过一个和她长得像的人。我就来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只是两下。然后停了。
“他们在护士站翻了好久才找到你的名字。”她说，“挂号系统里用的是医保卡实名，但我只知道你叫吴钦文，不知道你还有一张医保卡。护士问我你是哪个科室的。我说不知道。她问我是你什么人。我说朋友。她问什么朋友。”
她笑的很官方。那种笑和刚才不一样。不是扯嘴角，是另一种，像是回忆起某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我说是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她让我签字。”
吴钦文低头看着手里的可乐。
铝罐外壁的水珠越来越多，顺着罐身流到她的手指上。她能感觉到那种**。不是触觉，是温度——水珠比空气冷一点，比她的手指暖一点。她能感觉到。但她感觉不到别的东西。
她应该感动的。她知道。这是应该感动的时刻。有人印了两千份寻人启事，有人从地球的另一端飞回来，有人站在护士站对一个陌生人说出“最好的朋友”这四个字，只为了在住院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
但感动是一种感觉。而她的感觉被关在某个地方。
抑郁像一层保鲜膜，裹在她和世界之间。她看得见这个世界。她看得见丁加薪的眼睛是红的。她看得见那个塑料袋里的可乐在日光灯下反射出的银光。她看得见阿萤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只竖起耳朵的野兔。
但她摸不着。所有东西都隔着那层膜。她知道可乐是冰的，但那种冰从指尖传到大脑的途中，被什么东西稀释了，到达时只剩下一层很薄的凉意。她知道丁加薪的眼睛是红的，但那片红色进入视网膜之后，没有触发任何情绪反应。
她只是觉得那层保鲜膜被戳破了一个**。
很小。小到风都透不进来。
但光是能进来的。光很细，像一根针，从那个**里穿过去，在保鲜膜的这边照亮了一个很小的区域。那个区域刚好能装下一罐可乐。
她把拉环拉开。
气泡破裂的嘶嘶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有点像收音机调错频率时的白噪音，又有点像很小很小的叹息。罐身在她手里微微震动了一下，然后归于平静。
她喝了一口。气泡在舌面上炸开。甜味。碳酸的刺激感。她不确定自己是真的尝到了，还是只是记得可乐应该是什么味道。但她选择相信前者。
“好喝吗？”丁有钱问。
“嗯。”
这是**。她尝不出味道。不是完全尝不出，是尝到的味道像隔了一层水。但她不想让那双红眼睛变得更红。
“以后我每天给你带。”丁有钱从塑料袋里又掏出一罐，拉开，自己喝了一口。
然后她皱起眉头。眉心拧出一个小小的“川”字。她的嘴角往下撇，舌尖抵着上颚，好像在和某种她不理解的味道做斗争。这个表情让吴钦文想起初中时她第一次喝中药的样子——那次之后丁有钱买了那个中药厂，把配方改成了甜的。她真的做得出这种事。
“这也太甜了吧，***的口味我不理解。”
她把剩下的大半罐放在床头柜上，和塑料袋里的最后一罐放在一起。然后她身体前倾，收起脸上所有的随意。那个动作很快。从放松到认真只有一秒钟。像有人在她脊椎上按了一个开关。
“钦文。”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吴钦文能听见。病房里另外两个人也许能听到，但她不在乎。也许还是在乎的，只是她不在乎被听到。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吴钦文看着她的眼睛。
丁加薪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日光灯下显得很亮，但不是**的那种亮，是干燥的、聚焦的、像***瞄准镜里的那种亮。不是看向猎物的眼神。是看向她必须要保护的东西。
吴钦文张了张嘴。
她应该说。她知道她应该说。从被父母遗弃的那一天开始，到噩梦里的尚湖碎尸，到季白带着照片出现在门口，到沈眠手腕上停在三点四十五分的梅花牌手表，到凌晨收到的“欢迎回家，一号”的短信，到心灵回廊深处那个抱着布偶兔子的五岁的自己。
她应该全部说出来。
但她的舌头很重。不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不知道说出来之后丁有钱会怎样。她会用钱买下所有涉案的实验室。她会雇一个律师团**抛弃吴钦文的父母。她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可以被解决的账单。
但有些东西不是账单。
有些东西是凌晨三点四十五分的短信，是心灵回廊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是她五岁时站在灰色大楼门口抱着布偶兔子的自己。这些不是丁有钱能买下的。
“我——”她开口。
门被推开了。
不是季白。不是沈眠。不是小陈护士。
是一个穿灰色保洁制服的女人。她推着一辆清洁车，车上放着拖把和水桶。水桶里的水是灰色的，拖把搭在桶沿上，正往下滴水。
“打扫卫生。”她说。
她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她的眼睛扫过病房，扫过丁加薪，扫过床头柜上的可乐，最后落在吴钦文身上。停留的时间比正常人多了一秒。不是两秒。不是三秒。只是一秒。但那一秒里有一种吴钦文认识的东西。
她不是来看可乐的。
她是来看吴钦文的。
丁加薪没有回头。她只是看着吴钦文，眼睛里的***瞄准镜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不是放松，不是紧张，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像一只正在评估新威胁的猫。
“今天不打扫。”丁加薪说。没有转头。
保洁女人没有动。“医院规定，上午十点必须打扫四病区。”
“我说今天不打扫。”丁加薪的声音还是不高，但变了一种质地。不是软，是硬。不是声音硬，是声音背后有什么东西硬了。吴钦文听过这种声音。有一次她们在外面吃饭，有人**吴钦文，丁加薪就是用这种声音对那个人说话的。后来那个人**照片，还赔了一部新手机。虽然那部手机本来没坏。
保洁女人站了一会儿。三秒钟。然后她推着清洁车转身出去了。车轮在走廊里发出吱吱的声音，渐行渐远。
吴钦文看着门口。
她想起第一天进医院的时候，在门口确实有一个女人看了她一眼。她当时在想别的事——在想母亲的背影，在想父亲白衬衫上的汗渍，在想那扇感应门合上时发出的声音。她没有注意那个女人。
但现在她想起来了。
那女人穿着灰色保洁制服。
“钦文。”丁加薪的声音把她的视线拉回来。
吴钦文重新看向她。
“告诉我。”丁加薪说。这一次，她伸出手，把吴钦文握着可乐的那只手拢在自己手心里。她的手很暖。不是体温正常的暖，是比正常人高一点的暖。像是把什么东西烧着之后的余温。
吴钦文低头看着两只手。一只苍白，瘦削，手指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另一只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枚银戒指——不是婚戒，是丁有钱十八岁时自己买给自己的。上面刻的是她的名字缩写：DJX。丁加薪。她说这辈子不嫁人，所以自己娶自己。
“你不能用钱解决这件事。”吴钦文说。
丁加薪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和眼睛同时弯起来，不是扯动肌肉，是某种温暖的东西从里面往外推了一下。
“谁说的。”她说，“我可以。”
“不是所有事。”
“那就告诉我哪一件不能。我用别的方法。”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的眼睛还是红的。不是哭红的。是在飞机上对着窗外的云层，一整个晚上没有合眼的红。是那种明明很累了但不肯闭眼的红。
她忽然想起季白说过的一句话。那天晚上，季白站在病房门口，老方在走廊里抽烟。季白说：“我不知道你的梦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一件事——你说的话，我会查到底。”
季白用了“我会”。
丁加薪没用这两个字。她从来不用“我会”。她用的是另一种句式。不是承诺，是陈述。不是“我会帮你”，是“告诉我，我来做”。
吴钦文把那罐可乐放在床头柜上。铝罐底座碰到塑料桌面时发出轻轻的磕碰声。然后她翻过手，握住了丁加薪的手指。
是她在握。不是被握住。
这是她入院之后，第一次主动触碰另一个人。
“有一个地方。”她说，“虞山脚下的废弃实验室。我在梦里见过。梦里还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像我，但不是我。她是一号。我是她。她也是我。”
丁加薪没有说话。她的手没有动。只是保持着被握住的状态。
“还有一个人。”吴钦文说，“她叫马星月。她在梦里折纸鹤。折了一百只。她也是实验体。她是二号。”
丁加薪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正好握着，根本感觉不到。
“还有一个**叫季白。”吴钦文说，“他相信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相信我，但他相信我。他查到了第三实验室的资料。沈眠医生的手表——和梦里凶手的一模一样。他有一个被退回的哥哥叫沈平。沈平是凶手。但又不是。他是被造出来的。和我一样。”
“和你一样？”
“我们都是被造出来的。”吴钦文说，“预言者。四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是第一个。”
病房里很安静。阿萤的杂志翻了一页。隔壁床的老女人又开始自言自语了，声音很低，像是在念经，又像是在数数。
丁加薪没有说“你疯了”。没有说“这只是梦”。没有说“你需要休息”。
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从吴钦文手里抽出来。抽出来，但没有松开。她反握住吴钦文的手指，用力压了一下。不是安慰的力度。是确认的力度。
“虞山脚下。”她说，“废弃实验室。”
“嗯。”
“你梦到了。”
“嗯。”
“里面有你五岁的照片。”
“可能有。”
丁加薪松开手，站起来。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划了几下，放在耳边。铃响了一声就接了。对面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点刚睡醒的鼻音。
“邵续饭？对，是我。帮我查一下虞山脚下有没有废弃的脑科学研究所或者类似的机构。九十年代封存的那种。查产权。查现在的所有人。查有没有**出售。”
她停了一下。
“不，不是投资。是买。”
她又停了一下。
“对。买下来。多少钱都行。今天下班之前我要看到意向合同。”
她挂了电话。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把手机放回风衣口袋，重新坐下来。她的动作和刚才一模一样——靠椅背，翘二郎腿，球鞋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好像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给助理，是打给外卖。好像买一栋废弃实验楼和买一杯奶茶没有区别。
“你刚才说季白。”丁加薪说，“那个**。他信你？”
“嗯。”
“他查到了什么？”
“沈平。梅花牌手表。第三实验室的门牌号码。”吴钦文顿了一下，“还有，他说第三个案子在今天早上发生了。受害者死法和第一个一模一样。第一个案子已经抓到凶手了。但第三个出现了。所以第一个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不止一个凶手。”
丁加薪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有人在模仿，或者有人在指挥。”她说。
“可能是同一个人。”吴钦文说，“他叫**。可能就是沈平。”
“他不是你梦里那个戴表的？”
“沈眠也戴表。一样的表。但沈眠的手上没有茧。凶手手上有。沈平手上有。”
丁加薪没有说话。她看着吴钦文，眼睛里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变换。不是混乱，是有序的，像锁芯里的弹子在钥匙**时依次排列到正确的高度。
“你说的‘一号’，是你。”
“嗯。”
“二号是马星月。”
“嗯。”
“三号和四号呢？”
“我不知道。但四号说不要找三号。三号很危险。”
“四号什么时候说的？”
“在梦里。”吴钦文低下头，“或者说，在实验室留下来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一号不要找三号。三号很危险。’”
丁加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那棵香樟树。阳光穿过树叶，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光斑在病号服上晃动着，形状像一只只正在爬行的蚂蚁。
“我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丁加薪说。她背对着吴钦文，声音比平时低了一点。不是低沉，是低到刚好只有屋里的人能听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不是生意上的错。是别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研究一种能看到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方法。他觉得这是科学。后来他发现不是。但已经晚了。”
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
“我爷爷没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事。他只是说，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因为那件事来找丁家的人——他让我不要逃避。”
吴钦文看着她。丁加薪的脸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中。阳光那半看起来很年轻，像她第一天认识的丁有钱，富可敌国，无所不能。阴影那半看起来比十九岁老很多，像她从来没有展示给任何人看的那个丁加薪。
“也许你梦里的实验室，”丁加薪说，“就是爷爷说的那件事。”
阿萤突然开口了。
“钦文。”她的声音从中间的床上传来，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你是不是要出院了？”
吴钦文转头看她。阿萤抱着那本翻烂的杂志，手指在封面上无意识地划着圈。她的眼睛没有看吴钦文，而是看着丁加薪。不是敌意，是一种吴钦文不太确定的东西。
“我不会出院的。”吴钦文说，“我还是住院病人。”
“但你朋友来了。”阿萤说，“你朋友看起来能把你带出去。”
丁加薪看着阿萤，看了很久。不是审视，不是评估。然后她笑了。不是对吴钦文的那种笑，是另一种——是理解，是一秒钟之内就看懂了一个人。
“你叫什么？”
“阿萤。”
“阿萤。”丁加薪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尝这个名字的味道。“我不带走她。她需要在这里。这里有医生。有药。有护士。还有你。”
阿萤低下头。杂志封面在她指节分明的手里被捏出了几道新的褶皱。
“你不用怕她走了。”丁加薪说，“这里也是她的家。”
吴钦文看着丁加薪。
她的保鲜膜又破了一个**。这一次，光照进来的地方，不是一罐可乐的大小。
走廊里传来皮鞋的声音。不是一双，是两双。步伐不同。一个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另一个拖沓，鞋底在地面上擦出沙沙的声音，偶尔会停一下，然后继续。
吴钦文知道那双稳的皮鞋是谁的。
门被推开了。
季白走进来。他今天穿了警服，肩章上的银色徽章在日光灯下反光。他的眼睛扫过病房，扫过丁加薪，扫过床头柜上的空可乐罐，扫过塑料袋里的两罐还没开的。然后落在丁加薪身上。
“你是哪位？”
丁加薪靠在窗台上，没有站起来。“丁加薪。”
季白等着她说更多。
“吴钦文的朋友。”
季白看着丁加薪，丁加薪看着季白。两个人对视了不到三秒钟。吴钦文在那三秒钟里感觉到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两个不同物种的动物在动物园里隔着玻璃互相打量。评估。计算。然后同时决定暂时不咬对方。
“你是那个**。”丁加薪说。
“你是那个给她买可乐的。”季白说。
“限量版。”
“什么？”
“可乐。樱花味的。**带回来的。”丁加薪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罐，伸手递过去，“你喝吗？”
季白看着那罐可乐。他没有接。但吴钦文注意到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往上挑了不到一毫米。那是他面部表情的极限。
“我是来谈案子的。”他说。
“谈。”丁加薪说，“我又不是外人。”
季白看了吴钦文一眼。不是求助，是确认——确认这个人可以信任吗？吴钦文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只是看着季白，用那种没有多余情绪的眼神。
季白明白了。
“第三具**的身份确认了。”他说，从夹克内袋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放在吴钦文的床头柜上，挨着那罐空可乐。“女性，二十四岁。左手无名指指甲断裂，指甲油是豆沙色。死因和第一具基本一致。但不是尚湖，不是废弃工地。是在常熟老城区的一个老式居民楼里。”
他放下一张照片。
吴钦文低头看。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脸朝上，眼睛还睁着。她的指甲上涂着豆沙色的指甲油，左手无名指断了一半。
和第一个一模一样。
和第三个一模一样。
但她注意到了一样东西。女人的手腕上，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红印。不是绳子，不是**，是某种更细的东西——像一根线，或者是细绳。
“红绳。”她说。
季白皱眉。“什么？”
“梦里有红绳。”吴钦文闭上眼睛，让昨晚的碎片重新浮现。蓝色打火机。银戒指。跳房子的粉笔画。然后是一个新的细节——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花店里整理玫瑰，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不是红色的丝带，是红绳。编的。
“她是不是买过什么网上的东西？”吴钦文问，“红绳之类的？”
季白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受害者的随身物品清单。最后一项写着：“右手腕系红色编织绳一条，来源待查。”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吴钦文说，“我刚想起来。昨晚的梦里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女人在花店。她系着红绳。”
“花店在哪里？”
“不知道。”
“你还能看到什么？”
吴钦文闭上眼睛。她试着回到梦里的花店。花香。不是真的花香，是梦里闻到的那种——比现实的香味更淡，更远，像是从隔壁房间飘过来的。玫瑰。还有百合。还有另一种，她叫不出名字。那个女人系着红绳，低头整理花茎。她的手指很细，指甲上涂着淡绿色的甲油。右手食指的指甲断了一半。
不是豆沙色。是淡绿色。
不是左手无名指。是右手食指。
“不一样。”她说。
“什么不一样？”
“上一个受害者的指甲是豆沙色的，左手无名指断裂。梦里花店里的女人，指甲是淡绿色的，右手食指断裂。”
季白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亮，是瞳孔收缩。
“不是同一个凶手。”
“不是。”吴钦文睁开眼睛，“但有关联。红绳——红绳是信号。凶手不是模仿第一个案件的细节。凶手在用红绳做标记。红绳才是串联的点。”
丁加薪从窗台边走过来，站在季白旁边，低头看床头柜上的照片。
“网上卖的红绳。”她说，“定制的。或者有什么特殊符号的。不是路边随便买的。如果是网上卖的，能查到店铺。”
季白转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有人想要用一个东西串联多个案件，他不会用一个随处可见的东西。”丁加薪说，“红绳会褪色，会磨损，会被扔掉。但如果是从特定渠道买的，红绳就成了一个记号。记号可以追踪。”
她拿起手机，又划了几下。
“邵续饭？对，还是我。再加一件事。查一下所有**平台，有没有卖红绳的店铺，评价里有顾客说自己是常熟买家。如果有，列一个清单，标注开店时间。对。和实验室的事一起查。”
她挂了电话。
季白看着她。这一次，他的表情不只是评估。多了一点什么。不是信任，是某种比信任更务实的东西——是“这个人有用”的确认。
“邵续饭？”他问。
“我的助理。高中生。不要钱的那种。”
“你有一个高中生助理。”
“我有很多人。”丁加薪说，“所以你查你的，我查我的。查到了我告诉你。”
季白沉默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不是对丁加薪。是对吴钦文。“她一直这样？”
吴钦文点了点头。
季白的嘴角又动了一下，往上挑了可能有两毫米。这是一个让他整张脸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表情。不是笑。是某种在“笑”和“叹一口气”之间的东西。
“那行。”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回夹克里，“沈眠那边，我下午再去谈。沈平的资料明天能到。你——”
他看了一眼丁加薪，又看了一眼吴钦文。
“你今天有人陪，我先走。”
他走了。
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这一次只有一双。那双拖沓的皮鞋没有跟上来——老方今天没和他一起。
丁加薪重新坐回塑料凳上。
“那个**。”她说，“他是不是每天都来？”
“差不多。”
“他是不是喜欢你？”
吴钦文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突然扔进一潭本来没有涟漪的水里。不是问题本身让她愣住，是问题的角度——她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季白。季白是**。季白是查案的。季白是她梦里那些线索在现实世界的执行者。她没有想过季白是不是喜欢她。她没有想过任何人是不是喜欢她。喜欢是一种感觉，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处理过这种感觉了。
“他只是需要我破案。”她说。
丁加薪看着她，看了很久。那种看不是追问，不是不信，是另一种东西——像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在等对方自己发现。
“行。”丁加薪说。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最后一罐可乐，拉开，没有喝，放在吴钦文手里。铝罐是冰的。气泡在液面下无声地破裂。
“慢慢喝。”她说，“喝完告诉我。梦里的事，实验室的事，马星月的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的事。全部。”
吴钦文握着那罐可乐。罐身的水珠正在消失，被她的体温一点一点地蒸发。保鲜膜上的**似乎又大了一点。光从洞口照进来，照亮了可乐罐，照亮了丁有钱的眼睛，照亮了床头柜上那张寻人启事——照片里的她看着镜头，没有笑。但她现在想笑了。不是笑出来。是在心里，某个被保鲜膜裹了很久的角落里，有东西动了一下。很轻。像两万在睡着时无意识地甩了一下尾巴。
她把可乐举到嘴边。
这一次，她真的喝到了甜味。
“好。”她说。
窗外，香樟树在风里摇晃。叶子上的露水正在蒸发。阳光很好。不是刺眼的那种好，是刚好能把灰尘照成金粉的那种好。
四病区的走廊里，保洁女人的清洁车停在角落。她正在把拖把放回水桶里，灰色的水溅出来几滴，落在浅绿色的地板上。没有人注意到她在那里站了很久。
也没有人注意到她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收件人未知。内容只有一行字：
“一号的房间里今天来了一杯可乐。”
手机屏幕亮了三秒。然后灭了。
金拱门推着清洁车，往下一间病房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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