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进城------------------------------------------（一），宜出行。，娘就起来了。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滚着。她往水里下了几个饺子——馅还是白菜的，但比昨天多放了一块猪油渣。娘把饺子捞出来装在碗里，放在灶台边凉着，又去烙了两张饼。“多吃点，路上冷。”娘把饼塞进我包袱里，又塞了四个杂粮饼、一小罐咸菜、两双新布鞋。包袱鼓鼓囊囊的，她还在塞，像要把整个家都装进去。，手里捏着几文铜钱，在指间翻来翻去。铜钱磨得锃亮，是他在油灯下一枚一枚擦过的。我从灶房出来，他把铜钱递过来。手伸出来的那一刻，顿了一下。。家里拢共也没几文了。，露出一双眼睛，黑亮亮的。“哥，你啥时候回来？二月，回来春耕。给我带糖。带。”。老槐树下，风很大。树枝上挂着几片枯叶，被风吹得转圈。“杨家粮行在城西，门口有两棵槐树。做事勤快点，账算错了要认。嘴巴甜一点。记住了。”，信封上写着“杨文鼎兄亲启”。用的是他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张好纸，信纸折了三折，封口用米浆糊了。信里的字，我猜他写了好几遍，一遍不满意就废了，废了重写，写到满意为止。
“给。”他把信递给我。
我接过信，塞进怀里。信封贴着胸口，纸边硌着皮肤，有点疼。
我转过身，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他还站在老槐树下，两手抄在袖子里，风吹得他袍角往后翻。袍子是旧的，布料薄了，风一吹就贴在腿上，显出腿的形状。腿很细。
我没再回头，大步往前走。
脑子里闪过1996年离家时的画面——到县城的客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哭了，一直哭到客站。
这算不算人生重来？
不敢深想。路还得走。
（二）
三十里路，不到两个时辰走到了。
县城不大，城墙矮矮的，灰砖上爬满了青苔。城门洞开着，没有守军。进进出出的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牵着驴，挤在狭窄的城门洞里，谁也不让谁。有人骂了一句，被骂的人回头瞪了一眼，没吭声。
杨家粮行在城西，门口两棵槐树。树干粗得合抱，树皮皲裂，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夏天的时候，枝叶遮天蔽日，铺子门前一片阴凉；冬天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方便认路。
铺面不大，靠墙堆着麻袋。麻袋上印着“杨记”两个字，蘸了墨盖上去的，笔画洇开了，看不清。柜台后头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圆脸，留着短须。算盘在他指下噼啪响，手指拨得飞快，像在弹琴。
这人是杨文鼎，我爹的同窗，**后叫他杨叔。
“杨叔好。”我把信递过去，“我是李德茂的儿子，李砚。”
他接过信，没有急着拆。先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停，又在我的手上停了停。我的手露在外面，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看了这双手，他似乎放心了。
拆开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折好，放回信封里。
“你爹说你会算账？”
“学了几年。”
他从柜台后面拿出一本旧账册，翻到一页，推过来。
“这几笔账，你算算。”
我接过去看了看，是粮行去年的进货账。黄豆进价、运费、仓储、损耗，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我脑子飞快地过了一遍，嘴里报出数字。
“黄豆三十二石，进价每石一两二钱，运费每石五分，仓储每石三分，损耗按半成算。合计四十三两五钱二分。”我又加了一句，“这笔账记重了。您看这里，‘运费’这一栏记了两次，一次五分，一次三分。应该是笔误，但加总的时候多算了。”
杨叔接过账册看了看，脸上有了笑意。
“账房缺人手。后巷有个小院，月租三十文。月钱一钱银子，先试一个月。今天初六，初八上工。”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取下一把递过来。
“后巷第三家，门没锁，你自己去看。”
“多谢杨叔。”
（三）
后巷在粮行后面，窄窄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青石板路，两边是灰砖墙，墙根长着青苔。第三家，门是木头的，没锁，推了一下，吱呀一声开了。
院子不大，两间房，一间灶房，一间卧房。院子中间有一口井，井台上长着青苔。角落里堆着几块碎砖，还有一只破缸，缸底积着雨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藻。
卧房里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腿不稳，垫了一块瓦片。窗户纸破了一个洞，风从洞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墙角有蜘蛛网，梁上有灰尘。
我站在院子里，四下看了看。院子虽小，但朝南，日头能晒进来。墙角那只破缸，洗干净了能用。
初八上工。还有两天。这两天，先把院子收拾出来。
我去街上买了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截绳子。把井台边的青苔刮了，把院子扫干净，把窗户纸糊好，把那只破缸刷了三遍，倒扣在墙根下晾着。灶房里缺一口锅，去杂货铺买了一口最小的铁锅，四十文，花了我半个月的工钱，咬着牙买了。
木板床上铺了稻草，稻草是从城外背回来的，一分钱不要。包袱里的棉褥子铺上，棉袄叠好当枕头。
第一夜，躺在木板床上，闻着稻草的清香和铁锅的铁锈味，听着窗外巷子里的脚步声。隔壁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说什么。远处有狗叫。风从窗户纸的缝隙里钻进来，油灯晃了晃，没有灭。
这是我在城里的第一个家。不是好家，但稳当。
活下去。一步一步来。
（四）
初八，开市。
天还没亮我就到了粮行，把门板卸了，一块一块靠在墙边。地扫了，柜台擦了，算盘珠子拨了一遍，确认没少。
杨叔到的时候，一切已经齐整。他扫了一眼，没说什么，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账册。
“这是去年的账，你先理一遍。粮行规矩就三条——账不能错，秤不能偏，货不能假。”
“记住了。”
他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几枚铜钱，放在柜台上。
“第一个月的工钱先预支给你。房租三十文扣了，实给七十文。省着花。”
“谢谢杨叔。”
我接过铜钱，用布包好，塞进怀里。
“别谢我，你爹当年帮过我。”
杨叔说的是当年。当年他粮行刚开张的时候，生意不好，欠了别人的货款还不上，被人堵在铺子里骂。有人报了官，官府要来封铺子。我爹那年在城里读书，听到了消息，把自己攒了半年的束脩银子拿出来，替他垫了。那银子本来是要交第二年学费的。后来，杨叔的粮行活过来了。这笔债，他一直记着。
（五）
日子一天天过。每天天不亮起来，扫地，擦柜台，理账。杨叔在柜台后面招呼客人，我在后面记账、算账。粮行散市早，日落前后就关门了。
除了上工，我还接了写信、算账的零活。粮行隔壁的药铺“济生堂”掌柜姓刘，五十来岁，瘦高个，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他有时要抄药方，自己眼睛不好，就让别人替抄。我帮他抄了几回，他尝到甜头，每次都找我。
“劲松，这张方子帮我抄三份。字写工整点，别让人家大夫挑毛病。”他从抽屉里摸出几文铜钱，放在柜台上。有时给三文，有时给五文，活多的时候给过十文。抄一张方子一盏茶的工夫，三文钱。比粮行的工钱还划算。我没把这事告诉杨叔，他也没问，但我知道他看得出来。我身上多出来那些铜钱，是从药铺那边挣的。不说破而已。
休沐日，我去菜市口摆摊写字。一张桌子、一盒笔墨、一刀草纸。“福”字、“寿”字，一文一张。第一个买字的是个卖菜的老汉，穿着破棉袄，手上全是*。他买了一个“福”字，拿在手里左看右看，咧嘴笑了。
“我孙子今年娶媳妇，贴个福字，吉利。”
“大爷，祝您孙子白头偕老。”
“好好好。”他把福字卷起来，塞进怀里，挑着菜担子走了。
一上午卖了十五张，挣了十五文。
旁边卖豆腐脑的老头给我舀了碗豆腐脑，加了勺卤汁，没放辣。“不收你钱，吃吧，趁热。”我端着碗蹲在摊子边上吃。豆腐脑很嫩，卤汁很鲜，加了虾皮、紫菜、榨菜末。比家里的饭好吃。吃完我把碗还给老头，老头看了看碗底，说了一句：“年轻人，多吃点。”
棋摊也去。县城东门外有一片空地，摆着几副棋摊。下棋的人五花八门，有穿长衫的读书人、有穿短褐的苦力、有镶了金牙的小商人。下棋的规矩：输了的付两文钱。赢家不收钱，摊主抽一文。我不是去赢钱的，是去学人。看人下棋，比下棋更有意思。看人怎么赌，怎么输，怎么赢。有人输了骂娘，有人输了一言不发。有人赢了哈哈大笑，有人赢了一声不吭，把铜钱揣进袖子里，站起来走了。这种人不能得罪，能忍，能藏。
后来来了个穿绸衫的年轻公子，姓周，叫周文远，带了一个小厮，腰间佩着一块玉，玉色青白，雕工精细。他在棋摊前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棋盘，在对面坐下来。
“这位兄台，下一盘？一两银子一盘。”
一两银子。他出口的银子，比我家一年的米钱还多。
“不下了。我输不起。”
“输了不让你付。图个乐子。”他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银子，扔在棋盘边上。银子落在棋盘上，“咚”的一声。旁边的人都不说话了，看着他，看着我。
“下不了。我真不会。”
他没再勉强，收了银子走了。临走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有点东西——不是轻视，是好奇。
后来他派人送银子来。我没收。不是不贪，是不敢。这人的底细，我没摸清。后来我才打听到，周文远是典当行老板的儿子，家底殷实，出手阔绰，县城里数得着的富户。他送银子那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杨叔耳朵里。杨叔没问，只是有一天拨算盘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周家的银子，收不得。”
“为什么？”
“**是放印子钱的。”印子钱——***。典当行是做印子钱的。这条线搭上了，后患无穷。我没问杨叔怎么知道的，他这种人，在县城里做了十几年生意，消息比我灵通十倍。
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城里有钱人多，有钱人的钱好挣，也得看怎么挣。
（六）
打工的日子一天一天过，粮行、药铺、菜市口、棋摊，几处来回跑。
我把挣来的铜钱用布包着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数一遍。一文、两文、三文，像春雨，一滴一滴地积。滴得慢，但**了整片土地。
正月二十，杨叔开始让我接触更多账目。不只是记账，还要看进货单、出货单、运费单、损耗单。他拨着算盘，我站在旁边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夜里回到后院，我把白天看到的数字默写在纸上，一遍一遍地算，算出自己的一套。
粮这行，不光是进价卖价的差价，运费、仓储、损耗、赊账的利息，每一环都能吃掉利润。杨叔做了十几年，他知道，他不说。他不说，是因为他把我当学徒，不是当先生。我得自己看，自己悟。
我把粮行这几年的进价、卖价、运费全理了一遍，发现一件事——**十三年，一石米六钱；十四年，八钱；十五年，年初一两，年底一两六钱；今年正月，已经二两三钱了。
三年，涨了将近四倍。
有人在囤货，有人在抢货，有人在赌——赌这天下还要乱下去。我把这个发现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包括杨叔。不是不信任，是不能说。粮行之间的竞争，不输阵，也不输心。
我把枕头下的布包掏出来，把铜钱倒在床上——粮行的工钱、写信的钱、摆摊的钱、抄方子的钱、下棋赢来的钱。一枚一枚数：三百四十二文。加上杨叔预支的七十文，共四百一十二文。够买三四十斤黄豆、十几斤盐、一口小缸。
做酱的事，可以动手了。
我把铜钱装回布包里，系紧，塞回枕头底下。闭上眼睛，想着那一小缸黄豆酱，想着晒酱的日头，想着望月楼的吴掌柜。二十两银子也不全是天文数字了。**十六年，还有三百多天。靠自己，一文一文地挣。
一步一步走，总有攒够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