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自己的嘴，然后指了指院里其他几户人家的方向，做了个说话的姿势。
我明白了。她是说，院里的人嚼舌根，把孙木匠的媳妇**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在想，如果孙木匠的媳妇不是哑巴，能替自己辩解，是不是就不会死？如果院里的人不是那么爱传闲话，是不是就不会**一条命？
然后我又想，刘秀英天天听院里的人说闲话，她是什么感受？她也是哑巴，也说不出来。她男人死了，没孩子，一个人住后院，院里有几个人跟她说过话？有几个人正眼看过她？
我想起她给我送水的那个碗，碗边缺了个口子。她给我烤的红薯，用油纸包着，包得仔仔细细。她扫雪的时候，会把院门口的台阶也扫干净，因为那儿结冰容易滑倒。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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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开始在街道的印刷厂上班，每月挣三十二块钱。日子好过了一些，我给自己买了件新棉袄，又给刘秀英捎了一条围巾。
她接过去的时候，手都在抖。围巾是大红色的，毛线的，我在百货大楼挑了半天。她围上以后，脸被衬得红扑扑的，不像二十八岁，倒像十八。
院里的人开始嚼舌根了。
***的媳妇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跟老马媳妇说：“你看那个沈卫国，天天往刘哑巴那儿跑，图什么呀？”
老马媳妇压低声音：“图什么？图她是个寡妇呗，不用负责任。”
“可不嘛，一个大小伙子，跟个寡妇搅和在一起，也不嫌丢人。”
她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见。
我没理她们。前六次我听见这些话，会生气，会跟她们吵，会搬出去。然后我就死了。
这一次我不吵。我反而更频繁地去后院，帮刘秀英通烟囱、修窗户、劈柴。她每次都很不好意思，低着头，耳朵根子红得像煮熟的虾。
有一次我帮她修好了漏雨的屋顶，她从屋里拿出一双布鞋递给我。鞋底纳得很密，针脚细得跟机器扎的一样。鞋面是黑条绒的，里头絮了棉花，穿上又软又暖和。
她比划着告诉我，她做了三个月，拆了好几次，怕我嫌丑。
我穿上鞋，在院里走了两步，说：“正合适，谢谢刘姐。”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