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判决------------------------------------------。，家里的空气像被什么东西抽走了一部分。我爸还是照常上班、下班、看电视、睡觉，但我注意到他咳嗽的频率变高了，有时候吃着饭会突然放下筷子，等那一阵过去才重新拿起来。我**话变少了，但她做的菜变多了——每顿都比以前多一个菜，好像用这种方式在跟什么对抗。，我妈终于爆发了。她把碗往桌上一搁，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硬度：“老林，周六我请假，你也请假。去医院。”：“说了没事——有没有事不是你说了算的。”。我爸先低下了头，把筷子放下了。他没说去，也没说不去。但我妈知道那就是答应了。，我妈敲我的门：“承越，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医院。”，脑子还没完全清醒，但我没问为什么。我穿好衣服，跟我爸妈一起走出了门。，好得不像是会发生什么坏事的天气。十月的阳光从干干净净的天空上照下来，暖洋洋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我走在我爸旁边，他走得不快，偶尔咳一声，用拳头挡住嘴。我妈走在另一边，挎着手提包，背挺得很直。，门诊大楼里到处是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我妈提前挂好了号，呼吸内科。我们在候诊区等了大概四十分钟，走廊里的广播喊到了我爸的名字。，戴着金属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他问了基本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咳的、痰的颜色、有没有胸痛、有没有消瘦、体重变化、吸烟史。我爸一一回答了——咳嗽大概有两个多月了，烟抽了二十多年，最近体重确实掉了些，但他觉得是最近没睡好。，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开了一堆检查单。**CT、血常规、肿瘤标志物，还有几个我看不懂的检查项目。“先做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再看。”。。我爸在做CT的时候，我和我妈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我妈一直盯着地面，两只手交叉握在一起，拇指不停地绕着圈。我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话——所有的安慰在这种时候都像是空气，说出来就散了。
CT做完之后要等两小时出结果。我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面馆，我爸要了一碗面，但吃了几口就放下了。我妈也没吃两口。我把自己那碗吃完了，不是因为饿，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事可以做。面条的味道我没怎么记住，只记得汤有点咸，面上飘着几片葱花，我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像是在完成一项不需要动脑子的任务。
下午四点半，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诊室。
医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CT影像，黑白的，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截面图。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一下刚出来的化验单。诊室里的安静让人不舒服。我注意到我**呼吸变得很轻，像是在憋着。
医生摘下眼镜，看了我们一眼。
他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表情里有一种熟练的、程序化的沉重。
“CT结果不太乐观。右肺上叶有一个占位性病变，大小约四乘五厘米，已经纵隔淋巴结转移。局部晚期，目前来看手术切除的机会不大了。”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每个字都很普通，拆开来我都认识——CT、肿瘤、占位、转移——它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却像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一个接一个地砸过来。
“……预计生存期的话，如果不治疗，一般在六到十二个月。如果化疗联合靶向治疗，部分患者可以延长到两年左右。具体的方案需要穿刺活检，看基因检测的结果。”
六到十二个月。
这个词像一个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我脸上。
我以为我会哭，但我没有。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伤心，而是一种从脚底板开始往上爬的冷。那种冷穿过脚踝、膝盖、脊椎，一直爬到后脑勺，像有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我的耳朵开始嗡嗡响，医生后面又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太清了。
我**反应比我直接。她没有哭出声，但我看到她肩膀塌下去了——就像一直撑着什么东西的那根柱子终于断了。她低下头，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肩膀在剧烈地抖动。
我爸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
然后他伸手拿起了桌上那包烟——诊室里明明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但他还是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有点，只是这么咬着。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桌上，说了几个字：
“不治了。”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今晚不想吃饭一样。
我妈猛地抬起头：“你说什么？”
“不治了。”我爸重复了一遍，“这个病我听说过，晚期肺癌，治也是白治。花那么多钱，最后人还是走，拖个一两年，何苦。”
“林建国——”
“我说的是实话。”我爸的声音不大，但很平，“我们什么条件你不知道？积蓄就那么点，你还要供儿子上大学。治这个病，一套化疗下来几万块，医保报一部分，剩下的我们自己扛，扛多久？”
我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反复只说“不行”。
医生咳嗽了一声，插了一句：“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案的，靶向药现在进医保了，部分患者效果不错——”
但我知道我爸没在听。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用那种工厂老工人式的、粗糙而直接的方式。算成本，算收益，算完了觉得不划算，就不要了。
我坐在那里，十七年人生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是个成年人——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既不是医生，不能给我爸治病；也不是有钱人，不能给我爸付医药费。我甚至不是一个大人，没有人会问我的意见。我就是那个坐在旁边听着、全程沉默的高中生。
我爸站起来：“走吧，回家。”
我妈拉他的胳膊：“你不能——”
“回家再说。”我爸把她的手轻轻拨开，“在医院吵这个不好看。”
回家的公交车上，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路两边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车厢里有人在大声讲电话，有人在刷短视频，生活还在照常运转，只有我们这一小片区域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天快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出去一下”，然后一个人坐车跑到了医院。
我没去别的地方，就是回到了医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楼梯间里空荡荡的，声控灯忽明忽暗。我在台阶上坐下来，掏出手机，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一行字：
“肺癌晚期治愈率”
小圆圈转了几圈，出来了一堆结果。我一个一个地点开，一个一个地看。那些医学术语我一个专业的名词都不太懂，但我看得懂数字：五年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五。中位生存期八到十二个月。没有治愈可能。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久到声控灯彻底灭了也没再亮。
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排气扇在嗡嗡地转。空气里有一股灰尘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不浓，但在黑暗中被放大了。
楼上是病房区，能隐约听见有人在按呼叫铃，有护士的脚步声，有人在说话——但都隔着一层楼板，模模糊糊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在那里蹲了很久，直到两条腿都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差点撑不住自己。我用两只手撑着墙壁站了一会儿，等血液重新流回腿里，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楼梯间。
大厅里还有人在挂号窗口排队，有人拎着果篮往住院部走，有人坐在椅子上打点滴。日光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亮得有些不真实。
我穿过这些人，推开医院的大门，走进外面的夜色里。
我爸决定不治疗的那个傍晚，和我十七年人生里任何一个傍晚没有区别。天黑了一样该回家，第二天六点半一样该起床。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