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搞了一次员工旅游。**去了，回来以后就变了。”
“变了？怎么变的？”
“开始嫌弃家里穷。嫌我没出息，嫌日子过得苦。天天吵架。”
我脑子里飞速运转。
1997年底。母亲的百货商场新领导。
“那个新领导——”
“就是郑伟东。”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门上。
“他当时是百货商场的副总，刚从外地调过来。**是柜台组长，经常需要跟他汇报工作。”
“你是说我妈跟他——”
“我不知道。”他打断我，“我没有证据。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提出了离婚。”
“就因为你下岗？”
“她说跟我过不下去了。我不同意离，她就闹。闹了小半年，最后郑伟东出面了。”
“他出面做什么？”
“他找到我，说愿意出三十万让我离开。”
1998年的三十万，对一个下岗工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没要。”他说，“我不要钱，我要我的女儿。”
“然后呢？”
“然后——”他的眼神暗了下去，“债主上门了。”
“什么债主？你不是说你没赌吗？”
“我确实没赌。但有人以我的名义借了***。”
“谁？”
他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借条上是我的签名，但不是我签的。”
我浑身发冷。
“有人伪造了你的签名？”
“五张借条，一共十二万。”他闭了闭眼，“债主带着人上门，砸了家里的东西。你那时候才四岁，被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哭。”
我没有印象了，但母亲说过这件事。她说那是陆建国**欠债，债主上门讨债。
原来不是他赌的。
“那你报警了吗？”
“报了。但借条上的签名鉴定不出来是伪造的。”
“怎么可能鉴定不出来？”
他苦笑了一下。
“负责这个案子的***副所长，是郑伟东的高中同学。”

我坐在病房里，脑子像灌了浆糊。
“所以你是被设计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
“念晴，这些是我的猜测，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也许就是巧合——刚好有人用我的名义借了***，刚好鉴定结果对我不利，刚好**在那之后就同意跟郑伟东在一起。”
“这哪是巧合？”
“但我拿不出证据。”他的语气很平静，“债主天天上门闹，**天天哭，你天天被吓得做噩梦。后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签协议走人，她找郑伟东帮忙把债务摆平；要么我不走，她就带着你**。”
“她威胁你？”
“她被逼急了。”他依然在替母亲说话，“那种日子谁都受不了。”
“所以你就签了？”
“我签了。”他低下头，“我走的那天晚上，你在睡觉。我站在你床边看了你一个小时。你睡得很沉，嘴边还挂着口水。”
我咬住嘴唇。
“我跟**说，我可以走，可以放弃抚养权，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给念晴开一个账户，每月往里面存钱，存到她结婚那天。**答应了。”
“那些信呢？”
他一怔。
“什么信？”
“你有没有给我写过信？”
他想了想，摇头。
“协议里写了不许联系。我怕郑伟东找我麻烦，连累你。”
没有信。
和原来那个故事不一样。
他没有写过信，但他每个月都在存钱。
“那你这些年怎么过的？”
“走了以后去了广东，在工地上干了几年。后来腰伤了，干不了重活，就来鹭港找了个保安的活。白天当保安，晚上去夜市帮人看摊，两份工赚的钱，一份存给你，一份自己花。”
他说得很轻描淡写。
但我算了算——每月1500到4500的存款，加上他自己的生活费和房租，他起码要赚五六千。
一个保安加一个夜市摊的看守，在二十年前能赚到这个数吗？
“你是不是还打过别的工？”
他犹豫了一下，“也去码头扛过货。也去工地做过临时工。能干的都干了。”
一个退伍**，一个被冤枉的男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只为了给四岁的女儿存一笔嫁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