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亡——”
“是钱德明!”
他喊出来的。
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了一下。
我收起手机。
“今年二月初,钱教授来我这做过一次药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有个同事心脏不好,但死活不肯去医院,让我加个微信,试着劝劝,看能不能用我们苗医的方法调理一下。”
“他给了你我爸的微信?”
“对。”
“他跟你说过我爸血管堵了多少吗?”
“说了,他说百分之……百分之八九十吧。”
他知道。
钱德明知道我爸的血管堵了将近百分之九十五,不但没有劝他去医院,反而主动帮他联系了一个没有行医资质的苗医。
这不是疏忽。
这是设计。
从韩守正那里出来,我坐在车里没动,把我爸笔记本上的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对着时间线重新排了一遍。
二月初——钱德明去韩守正诊所做药浴,提供了我爸的****。
二月十二号——韩守正主动给我爸发微信。
二月底——我爸第一次去诊所。
三月三号——第一次头部放血。
三月七号——“德明知道了。”
三月十号——钱德明来办公室跟我爸讲支架手术失败的恐怖故事。
三月到五月——我爸做了四次放血,一次也没去医院。
五月十五号——胸口放血,当晚去世。
时间线清清楚楚。
钱德明做了三件事:把我爸推给韩守正,用手术恐吓强化我爸的抗拒心理,然后在我爸死后第二天就开始搬办公室的科研资料。
我给沈倦之打了电话。
响了三声,接了。
“苏小姐。”
“三月七号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见面说。”
半小时后,我在黔州大学北门外的一家茶馆见到了他。
他比追悼会上看起来更疲惫,眼下有明显的青黑。
“我是苏老师2019年招的博士生。”他给我倒了杯茶,“我今年答辩,论文方向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锁定效应。”
“我爸跟你说过他的病情?”
“三月份他告诉我的。他做完第一次放血的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跟我聊了很久。他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不用挨那一刀。”
“你没劝他?”
“劝了。我查了大量文献发给他,PCI手术的成功率、支架材料的进步、术后管理的规范化……他全看了,看完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倦之,数据我都懂,但我就是不想让人在我心脏里放一块金属。这不是理性问题,这是感受问题。”
我端着茶杯的手没动。
学历治不了恐惧,理性也救不了感情用事的人。
“三月七号,”沈倦之继续说,“苏老师去诊所做第二次头部放血。但那天他临时改了主意,没做,直接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诊所的等候区,碰到了一个人。”
“谁?”
“钱德明。”
我放下了茶杯。
“钱德明二月初去那个诊所做过药浴,按理说不会再去了。但三月七号那天,苏老师到了以后发现钱德明也在。两个人聊了几句,钱德明说他是来复查的,还推荐苏老师试试他们的药浴项目。”
“然后呢?”
“苏老师当天没做放血,回来之后情绪很差。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德明知道了——不是说钱德明当天才知道他去做放血,而是苏老师意识到,钱德明对他的病情了如指掌,甚至可能比他自己更清楚。”
“他怀疑钱德明?”
“他没有明说。但从那天起,他开始把一些重要的科研笔记从办公室搬回家里。我帮他搬了两次。”
“搬了多少?”
“三个档案盒,十几本笔记本。”
那些东西,现在应该在我爸家里。
但我昨天在家里没看到。
“还有一件事。”沈倦之说,“苏老师的那个**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经费四百万,已经进行了两年。钱德明是子课题负责人之一,但他的那部分进展一直很慢。上个月,项目中期检查,钱德明的子课题被专家组点名批评。”
“如果我爸不在了呢?”
“项目会重新调整,钱德明作为副院长和资深教授,有很大可能接手整个项目。”
四百万的项目经费,加上结题后的学术成果归属、报奖资格、后续的人才称
“是钱德明!”
他喊出来的。
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了一下。
我收起手机。
“今年二月初,钱教授来我这做过一次药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有个同事心脏不好,但死活不肯去医院,让我加个微信,试着劝劝,看能不能用我们苗医的方法调理一下。”
“他给了你我爸的微信?”
“对。”
“他跟你说过我爸血管堵了多少吗?”
“说了,他说百分之……百分之八九十吧。”
他知道。
钱德明知道我爸的血管堵了将近百分之九十五,不但没有劝他去医院,反而主动帮他联系了一个没有行医资质的苗医。
这不是疏忽。
这是设计。
从韩守正那里出来,我坐在车里没动,把我爸笔记本上的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对着时间线重新排了一遍。
二月初——钱德明去韩守正诊所做药浴,提供了我爸的****。
二月十二号——韩守正主动给我爸发微信。
二月底——我爸第一次去诊所。
三月三号——第一次头部放血。
三月七号——“德明知道了。”
三月十号——钱德明来办公室跟我爸讲支架手术失败的恐怖故事。
三月到五月——我爸做了四次放血,一次也没去医院。
五月十五号——胸口放血,当晚去世。
时间线清清楚楚。
钱德明做了三件事:把我爸推给韩守正,用手术恐吓强化我爸的抗拒心理,然后在我爸死后第二天就开始搬办公室的科研资料。
我给沈倦之打了电话。
响了三声,接了。
“苏小姐。”
“三月七号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见面说。”
半小时后,我在黔州大学北门外的一家茶馆见到了他。
他比追悼会上看起来更疲惫,眼下有明显的青黑。
“我是苏老师2019年招的博士生。”他给我倒了杯茶,“我今年答辩,论文方向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锁定效应。”
“我爸跟你说过他的病情?”
“三月份他告诉我的。他做完第一次放血的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跟我聊了很久。他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不用挨那一刀。”
“你没劝他?”
“劝了。我查了大量文献发给他,PCI手术的成功率、支架材料的进步、术后管理的规范化……他全看了,看完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倦之,数据我都懂,但我就是不想让人在我心脏里放一块金属。这不是理性问题,这是感受问题。”
我端着茶杯的手没动。
学历治不了恐惧,理性也救不了感情用事的人。
“三月七号,”沈倦之继续说,“苏老师去诊所做第二次头部放血。但那天他临时改了主意,没做,直接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诊所的等候区,碰到了一个人。”
“谁?”
“钱德明。”
我放下了茶杯。
“钱德明二月初去那个诊所做过药浴,按理说不会再去了。但三月七号那天,苏老师到了以后发现钱德明也在。两个人聊了几句,钱德明说他是来复查的,还推荐苏老师试试他们的药浴项目。”
“然后呢?”
“苏老师当天没做放血,回来之后情绪很差。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德明知道了——不是说钱德明当天才知道他去做放血,而是苏老师意识到,钱德明对他的病情了如指掌,甚至可能比他自己更清楚。”
“他怀疑钱德明?”
“他没有明说。但从那天起,他开始把一些重要的科研笔记从办公室搬回家里。我帮他搬了两次。”
“搬了多少?”
“三个档案盒,十几本笔记本。”
那些东西,现在应该在我爸家里。
但我昨天在家里没看到。
“还有一件事。”沈倦之说,“苏老师的那个**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经费四百万,已经进行了两年。钱德明是子课题负责人之一,但他的那部分进展一直很慢。上个月,项目中期检查,钱德明的子课题被专家组点名批评。”
“如果我爸不在了呢?”
“项目会重新调整,钱德明作为副院长和资深教授,有很大可能接手整个项目。”
四百万的项目经费,加上结题后的学术成果归属、报奖资格、后续的人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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