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我的爸妈要把我献祭给资本家

爸妈消失十年后衣锦还乡，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卖了。

“可可，这是你秦叔叔，他在大城市有大买卖，你跟了他，你弟的药费就有了。”

妈妈一边说，一边往我的酒杯里加料。她自以为动作隐蔽，却不知道我从十岁起就学会了观察每一个微表情——那是被遗弃在深山里练出来的本能。

爸爸在一旁抽着闷烟：“别怪爸狠心，谁让你命好，长了这张勾人的脸。”

他们以为我是个被丢在深山吓傻了的残次品，急着给宝贝儿子换药费。

可他们不知道，我救过的那个老头是京圈掌舵人。

当他们把我推入那间豪华包厢时，等待他们的不是金山银山。

而是足以让他们余生都在悔恨中度过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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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那年，妈妈说带我去旅游。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车走那么远的路。山路颠簸，爸爸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妈妈抱着我坐在后座。风灌进嘴里，我说不出话，但心里是高兴的——我以为他们终于愿意带我去城里了。

摩托车在一片密林边停下来。四周全是树，高得遮天蔽日，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漏下几道光柱，像庙里的佛光。

妈妈把我放在一棵大榕树下，从兜里掏出一包饼干塞给我。饼干袋子皱巴巴的，我后来才知道那是过期三个月的。

“可可，你在这里数到一千，爸爸妈妈去前面摘野果，摘完了就回来接你。”

妈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那个笑，和往常一样温柔。我那时还不懂，有些人笑只是因为即将摆脱累赘。

我乖乖点头，开始数数。

一，二，三......

我数得很认真。每一个数字都从嘴里蹦出来，像是在跟树林里的鸟说话。

数到一千的时候，太阳偏西了。

我又数了一遍。

两千。

三千。

天黑了。

林子里的声音开始变了。白天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嚎叫。

狼。

我知道那是狼，村里老人讲过。

我把自己缩成一团，后背紧紧贴着树干，双手捂住嘴巴。饼干早就吃完了，空袋子被我攥在手里，塑料袋发出的响声都让我害怕。

我不敢哭。

哭了会被发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可能没睡着，只是身体冷到失去了知觉。

再有意识的时候，一束光照在我脸上。

刺眼。

“哎呦，这谁家的娃？”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光的后面传来。手电筒晃了晃，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凑过来，胡子拉碴，但眼睛很亮。

老人蹲下来摸了摸我的额头，烫手。

“发烧了。走，跟爷爷回去。”

他把我抱起来。我浑身发抖，像一只从水里捞出来的猫，本能地往他怀里缩。他身上有一股柴火和机油混合的味道，不好闻，但很暖。

那是老沈工。

工地的看守人，也是我后来十年人生里唯一的亲人。

他把我带回工棚，生了炉子，煮了一碗白粥。粥很稀，几乎能照见碗底，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东西。

“**妈呢？”他问。

我摇头。

“家在哪儿？”

我还是摇头。

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说。

数到三千他们都没回来。那就不会回来了。

我虽然才十岁，但这点事还是想得明白的。

老人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长，像是替我叹的，又像是替他自己叹的。

“行吧，”他拍了拍我的脑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丫头。”

工棚不大，但塞满了东西。建筑图纸堆了半面墙，数学书摞在角落里，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还有一张吱呀作响的行军床，一套锈迹斑斑的炊具，和一台落满灰尘的收音机。

这就是我新的家。

比那个有爸**家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