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年三十------------------------------------------（一），是被炮仗声吵醒的。，而是从村东头爷爷家院子里传来的、一连串炸响的“百子鞭”。声音又脆又密，像有人把一把黄豆倒在滚烫的铁锅里，蹦跳着，炸开了整片清晨。，天刚蒙蒙亮。窗纸泛着青光，屋顶的瓦缝里透进几线冷白的日光。一夜的寒气凝在窗棂上，化成薄薄的霜花，用手指一抹，冰凉刺骨。“哥！哥！你醒了没？”，透着压不住的兴奋。“醒了。快点起来！爹在贴对子了，我去给你端水！”。，棉袄就搭在被子上，是娘做的那件靛蓝色的新袄。昨晚睡前我把它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怕压皱了。现在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布料染得不太匀，有几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但针脚密实。**手艺算不上好，但她缝的每一针都扎实。，冷风迎面扑来，带着潮润的雾气，还有一丝淡淡的硫磺味——是昨晚炮仗留下的。，爹正踩在一张条凳上，往门框上刷浆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肘部补了两块补丁，领口磨出了毛边。棉袄的棉花早就板结了，不像棉袄，像夹了一层硬纸板。，读过几年书，在村里算半个先生。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教几个蒙童识字，换几升米。他的手，粗长，骨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这是一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可他握着毛笔的时候，也能写一手端正的馆阁体。，纸是昨天从镇上买回来的。五文一张，爹在摊前挑了又挑，挑了半天，才选了这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他说这幅吉利，字也好——是镇上秀才写的，笔锋有力。，我鼻头一酸。
我想起了前世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每天对着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是不是还盼着电话响起来。或者他们已经知道我不在了？我不敢想，不能再想了。我拼命地咬住舌头，舌尖抵着上颚，用尽力气往下压。再用力一点就会咬出血了。咬到发酸，咬到发麻，咬到那股酸涩从喉咙退回去，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
“爹，我来帮您贴。”
“你把下面那头按住，别让风吹歪了。”
我走过去，踮起脚按住对联的下端。爹从条凳上下来，退后两步，歪着头看。
“高了？低了？”
“正合适。”
爹便朝手里哈了口热气，把对联压实。他的呼吸很重，像拉风箱。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吧，到了冬天，喘气就费劲。
上联贴完，贴下联，然后贴横批，最后在门楣上贴一纸“开门大吉”。爹又从屋里拿出两张门神——秦琼和敬德，一个白脸一个黑脸，瞪着铜铃大的眼睛，贴在左右门扇上。
“好了。”爹拍了拍手上的浆糊渣子，难得地笑了一下，“今年比去年贴得齐整。”
（二）
灶房里飘出蒸年糕的蒸汽。
我推门进去，热气扑面，把外面的冷意一下子全挡在了身后。娘正蹲在灶前添柴，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把颧骨和额头的皱纹照得明明暗暗。
娘姓周，没有大名，娘家人都叫她周氏，嫁过来后大家叫她德茂家的。她不识字，但会打算盘——不是记账，是算每天该煮多少米。一家人一天吃多少，省着吃能吃多久，她比谁算得都准。这本事不是练出来的，是饿出来的。
大铁锅上架着三层蒸笼，最上面一笼是白米糕——纯白米磨粉，加红糖，点上红枣。那是给爷爷婆婆的供品，也是中午年夜饭上桌才能吃到的。下面两笼是杂粮糕，掺了红薯粉和高粱，颜色发褐，是自家吃的。
白米糕的香、杂粮糕的涩、红枣的甜，混在一起，在蒸汽里翻涌。
妹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灶台角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蒸笼冒出的白气，不时咽一下口水。她的喉咙一上一下，像田埂上那只蛤蟆。
“娘，白米糕能吃了吗？”她小声问。
“还没熟。”娘头也不抬。
“那熟了能给我尝一块不？”
娘伸手在她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那得先敬祖宗，再给爷爷婆婆拜年，然后才能吃。”
妹妹捂着脑门，嘟着嘴，眼睛却还是没离开蒸笼。
我又看了一眼灶台。灶台边的案板上，摆着几碟菜：一碗***，肥多瘦少，皮色酱红，是家里养了一年的那头猪留下的最后一块好肉。那猪养了一年，杀了八十多斤肉，留了十斤自家吃，其余的全送到镇上卖了。卖的钱，买了盐、买了布、买了过年的香烛纸钱，就不剩什么了。这碗***，是老爷子分下来的。不是整碗，是半碗。幺爹那边端走了一大碗，大伯二伯合伙分了一碗，轮到我家，只剩这小半碗。娘没说什么，接了。
一碗白切鸡，不过**杂碎拼凑的，鸡腿和鸡胸已经送到了爷爷家那边。一碗炖鱼，巴掌大的鲫鱼，是爹昨天在河里凿冰摸的。冰有三指厚，爹在河边蹲了大半个上午，才摸上来五六条，小的留着自己吃，大的那两条送去了爷爷家。还有一碟咸菜、一碗炖豆腐、一盆白菜粉丝汤。
够丰盛了。至少比昨晚那顿强太多，也远远比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顿都强。
“别愣着，去把供桌摆好。”娘把一把香递给我。
供桌设在堂屋正中，一张八仙桌上铺了块红布，是爹娘结婚时用的，已经洗得发白，边角磨起了毛。桌上摆五个粗瓷碗：白米糕、苹果（两个，贵得离谱，爹咬牙买的）、一块方肉、一条鱼、一碟糖块。供品摆在桌上，不能偷吃。这是规矩。天地君亲师，祖宗在上，谁也不敢乱动。
我把香**铜香炉，点了火。青烟袅袅升起来，飘向墙上贴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牌位是用黄纸写的，裱在一块木板上，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每年过年都会重新描一遍。
爹走进来，站在供桌前，整了整衣领，作揖，跪下，磕了三个头。头磕在地上，咚的一声，闷响。起来，又作揖。
“你带着妹妹磕。”爹说。
我拉着桂香跪下去。膝盖碰到硬邦邦的地面，冷意从裤腿钻进来。我学爹的样子，作揖，磕头。桂香学我，磕得咚咚响，额头都红了。
“祖宗保佑，明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爹低声念着。声音不高，像怕吵醒什么人。
我闭上眼，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祖宗，我来自四百年后，知道这片土地将经历什么样的浩劫。你若真有灵，就告诉我——是跑，还是扛？
没有回答。
只有香灰无声地落下来，落在供桌上，落在红布上，像一小撮骨灰。
（三）
中午，去爷爷家吃年夜饭。
村子不大，从我家到爷爷家也就两百步路。爹走在最前面，娘跟在后面，我和桂香走在最后。桂香换了新袄子，蓝底白花，是娘用攒了半年的铜钱换的。她一路上蹦蹦跳跳，把长了一截的袖子甩来甩去。
“哥，你说爷爷今年会给多少压岁钱？”她小声问。
“想得美。去年给了几个铜子？”
“五个。”桂香伸出五根手指，“我给娘了。”
“今年能有三文就不错了。”
“那也够买一串糖葫芦了！”她高兴起来，步子更轻快了。
我没接话。我心里清楚，压岁钱这种东西，只属于幺爹家的孩子。桂平和桂平弟弟小君，每年都能拿到几十文，有时是上百文。我们去，不过是凑人头，让爷爷脸上有“子孙满堂”的面子。
爷爷家的院子比我家大四、五倍，青砖铺地，正房十间，厢房八间，梁柱都是上好的杉木，漆了桐油，亮堂堂的。院门口已经贴好了新对联，红纸比我家的宽一半，字是请镇上秀才写的，笔锋遒劲——“诗书继世，忠厚传家”。这对联年年贴，年年不换内容。
门槛里传出说话声、笑声、碗筷碰撞声。幺**声音最大，“咯咯咯”地笑，像下蛋的母鸡。大伯母的声音小些，嗡嗡的，像**。爷爷偶尔咳嗽一声，所有人就安静几秒，然后又嗡嗡嗡地响起来。
爹在门口站了一息，整了整衣领，迈步进去。
堂屋里已经摆了两张桌子。
上桌是大圆桌，铺了新的蓝布桌布，上面摆着白切鸡、红烧肘子、清蒸鲈鱼、四喜丸子、羊肉锅子……满满当当，热气腾腾。这张桌坐的是爷爷、婆婆、大伯、二伯、幺爹，还有幺爹家的两个孩子——桂平和小君。桂平十四，小君七岁，小君大名桂安，我们都叫他打棒。两个孩子都穿着新衣裳，小君头上的**缀着一块玉，是幺爹从城里买的。
下桌是方桌，没铺桌布，光秃秃的木板面上摆着几碗菜：红薯丝饭、咸菜炖豆腐、一碗不见油星的白菜汤，角落上一小碟**，切得薄得透光，算是“添菜”。这张桌坐的是我爹、我娘、我、桂香，还有二伯家的两个孩子、大伯家的三个孩子。一共十一个人，挤在一张方桌上。凳子不够，桂香和我站着吃。站久了腿酸，娘让我把凳子给她坐，我没让。
“都到齐了。”爷爷坐在上桌的主位，清了清嗓子，端起酒杯，“来，先喝一口。今年收成不错，谷子打了五百多石，家里又添了三十亩水田。明年，咱家要再买两头牛，再盖几间瓦房。来！”
上桌的人全端起了杯子。幺爹举杯的动作最大，差点碰翻了面前的醋碟。
下桌的人也跟着端起来。我举着碗——碗里是红薯丝饭，掺了不到三成的糙米。筷子夹起一口，咽下去，粗粝的纤维刮着喉咙。
“五嫂。”幺**声音从上桌飘过来，带着笑意，“你家今年的年糕做了没？要是不够，从我这边端一碗过去。”
娘低着头，扒了一口饭，含混地“嗯”了一声。
“我跟你说，做年糕得用纯白米，掺了杂粮就发硬，蒸不透了。”幺娘夹了个四喜丸子，咬了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用帕子擦了，“五亩地是少了点，不过你们家人也少嘛。不够吃就说话，一家人，别见外。”
爹的筷子顿了一下。
我看见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像把什么话咽了回去。碗里的饭，他没有再扒。就那么端着碗，悬在半空，像一尊石像。
大伯母在旁边小声接了句：“老五，要不年后你跟我家老大去跑商？一个月也能挣几钱银子。”
“跑什么商！”二伯皱着眉，筷子在桌上顿了一下，“老五读了那么多书，就算不去考功名，也不能去当商贾。先生的脸往哪搁？”
先生。他们说的先生，是陈先生。
我爹当年跟着陈先生读了七八年书，是陈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陈先生说他“天资聪颖，若去考功名，大有可为”。爹也去考过。县试过了，府试没过。考了两次，都没过。第三次去考之前，爷爷说，算了，家里供不起了。爹就没再去。
二伯提起“先生的脸”，不是真的怕丢先生的脸。他是怕我爹真去跑商，挣了钱，比过他得好。
“吃饭吃饭。”大伯端起了碗，把话题岔开了。
桂香在桌子底下扯了扯我的袖子，小声说：“哥，幺娘那碗里有好多肉。”
“别看了。”我把她的头转回来，“回去我给你夹咱们家的。”
“咱家没有肉。”
“……”
我低下头，把碗里的红薯丝饭一口一口扒进嘴里。很糙，很硬，但必须吃饱。不吃饱，没力气干活。不干活，明年这个时候连红薯丝饭都可能吃不上。
上桌那边又传来笑声。桂平夹了块肘子，咬得满嘴流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扬了扬筷子：“哥，你过来吃啊，我这碗里有。”
不等我回答，幺娘就拍了他一下：“坐好，别到处喊，人家不饿。”
桂平没理他娘。他从盘子里又夹了块肘子，起身离桌，走到我背后，把肘子丢进了我的碗里。
碗里的红薯丝饭被肘子压下去，油汁渗进饭里，染出一圈焦糖色的油渍。
爷爷看到了，说到劲松，桂香你们来这桌夹个肉去吃。
幺娘这时说：“桂平真是个好人呐，看哥哥没肉都给他夹一块。”
爷爷看了一眼，说：“一家人，就要这么团结。”
我夹起那块肘子，用筷子夹成二半，一半给了妹妹，另一半咬了一口。肥肉入口即化，瘦肉酥烂，酱香浓郁。是幺**手艺，放了糖，放了桂皮，炖了大半个上午。我嚼着那块肉，什么都没说。
一家人。团结。
真好。
（四）
午后，我从爷爷家出来，一个人去镇上。
说是“我一个人”，其实是娘让我去买两刀黄纸、一把香，下午上坟用的。她塞给我二十文钱，用布包了三层，叮嘱我别弄丢了。
从村子到镇上，五里路。土路冻得瓷实，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路边是收割后的稻田，茬子露出地面，像一片老头的胡茬。更远的地方，小河结了冰，冰面上落着几片枯叶。一只乌鸦站在树杈上，“啊——啊——”地叫了两声，飞走了。
走到镇口，就闻到一股混杂的气味——香烛、**、卤肉、人汗、马粪。大年三十了，镇上反而比平日更挤。到处都是置办最后一点年货的人，挑担的、推车的、抱着孩子的、牵着驴的，把本就窄的青石板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先去了香烛铺。铺子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瓜皮帽，正在柜台后面打盹。我叫了他两声才醒过来。
“黄纸两刀，香一捆。”
“三文。”
“不是两文吗？”
“涨了。北边来的纸，运不过来了。”
我愣了一下，没多问，付了钱。三文，比往日多了一文。不多，但也是一年的涨幅。他说的北边，是山东。山东在打仗，消息传到江南，已经是大半个月以后的事了。但纸已经先涨了价。
出了香烛铺，我转到正街上。米铺门口围了一群人，我挤进去一看——价目牌换了新的。
上等白米：每石二两二钱。
中等糙米：每石一两六钱。
下等碎米：每石一两。
我盯着那个“二两二钱”看了三秒。
去年，上等白米是八钱一石。一年，翻了将近三倍。
有人在我旁边叹气：“听说了吗？陕西那边又打了，左良玉败了，襄阳丢了。路都断了，南边的米运不进来，我们这边的米还要往京师运。”
“嘘！别乱说。”
“怕什么？大过年的，官府也过年。”
“过年怎么了？上个月王家庄有人说了句‘闯王要来了’，第二天就被抓走了，到现在没回来。”
人群沉默了几秒。有人缩了缩脖子，把手拢进袖子里。有人低头看着价目牌，像在看自己的命。
“买点碎米吧，”米铺掌柜探出头，“碎米还有，八文一斗，够过年了。”
我挤出人群，手里的黄纸和香攥得更紧了。
路过铁匠铺，门半开着。铺里烧着炉火，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绝于耳。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正在打一把长刀，刀身已经成形，淬火时白气嗤嗤地冒。旁边还堆着好几把，有刀，有枪头，有新打的锄头和镰刀混在一起。大年三十打刀？我没敢多看，低头走了。
但我记住了。铁匠铺的炉火，大年三十也没熄。那不是在打农具。
镇尾有家杂货铺，卖糖块、瓜子、炮仗。我犹豫了一下，从剩下的十七文里拿出五文，买了一包糖块——用草纸包着，里头是七八块麦芽糖——和一挂最小号的鞭炮。
妹妹喜欢糖。今天没吃上白米糕，至少让她甜甜嘴。
回去的路上，太阳已经偏西了。风停了，天边烧起一片红霞，把枯黄的田野染成暗橙色。远处有零星的炮仗声，还有狗叫。
那狗叫得很凶，像在追什么人。
（五）
回到家时，爹正坐在门槛上抽旱烟。青烟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股白雾，很快散掉。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
我把黄纸和香放在供桌上。爹看了一眼，没再多说，磕了磕烟锅，站起来：“走吧，上坟。”
家族坟地在村东三里外的小山坡上。爷爷带着全家的男丁去——爷爷走最前面，拄着拐杖；大伯、二伯、幺爹跟在后面；再后面是桂平、我，还有二伯家的两个孙子。女眷不去。桂香不能去。娘不能去。
这是规矩。
坟地不大，十几个坟包，长满了枯草。最老的坟是曾祖父的，墓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了。爷爷在曾祖父坟前蹲下来，摆上供品——一块白米糕、一碟花生、一壶酒。然后烧纸，插香，磕头。
“爹，过年了。给您送钱了。”爷爷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人。
风把纸灰吹起来，在半空中打着旋。灰烬是黑色的，落在雪白的米糕上，像几点墨汁。
轮到我跪时，膝盖压着枯草和冻土。我盯着那块被纸灰染脏的白米糕，脑子里却翻涌着另一幅画面——
一年后，两年后，这片土地上的坟包会多出多少？
没有人统计过。
或者，活下来的人根本来不及统计。
磕完头，回村。路上爷爷走在最前面，背着手，走得不快，谁也不等。幺爹跟在他身侧，小声说着什么，爷爷偶尔“嗯”一声。桂平走在我旁边，踢着路面的石子。
“哥，你年后真要去镇上做工？”
“嗯。”
“我爹说你丢人。”
“随他说。”
“我觉得挺好。”桂平又踢了一颗石子，“你挣了钱，能不能带我也去？”
“你又不缺钱，再说你不读书了吗”
“但是好玩啊，我说不读我爹就要顺得我的”
我没回答。好玩？我用命去挣钱，你说好玩？但我没生气。我知道他不是恶意的。他才十四岁，不知道什么叫“借三个月的粮”，什么叫“白米糕是供品”，什么叫“明天不干活，后天就没饭吃”。幺爹家的米缸从来没有空过，幺娘每个月还能买几尺花布做新衣裳。他不知道，所以他不怪。
（六）
守岁。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把整间灶房烘得暖洋洋的。娘在灶台边揉面——明天早上包饺子，白菜馅，没肉，但会放一小块猪油渣提味。妹妹坐在灶前，手里捧着我买回来的糖块，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哥，你吃。”
“你吃吧。”
“不行，分你一半。”她把糖块掰成两半，大的那半塞进我手里，小的那半**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真甜。”
爹坐在灶房门口，背靠着门框，膝盖上放着一本发黄的《论语》。他在看，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很久没翻页了。眼睛盯着书页，目光却是散的。
“爹。”
他回过神：“嗯？”
“年后我去镇上做工。粮店的活，月钱一钱银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没说不让去，也没说让去。
“读书不能断。”他说。
“不会断。晚上读。”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爷爷那边……”他开口，又停住了。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爷爷家那边有粮，借一点能撑过去，不用你去做工。但他说不出口，因为去年、前年、大前年，每次去借粮，幺**脸都拉得比驴脸还长。去年腊月，娘去借了三斗米，幺娘说“三斗够不够？不够再来说”。娘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什么都没说。
“爹，”我说，“今年不借了。我挣的钱，买米买粮，够全家吃了。”
他把《论语》合上，站起身，走到院子里。我以为他要骂我，结果他蹲下来，把旱烟袋拿出来，装了一锅烟，又没点火，就那么蹲着，望着天上的星星。
**十五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天上没有月亮，星星特别亮。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
我看见爹的肩头在微微发抖。
不是冷。
后来，娘把我拉到灶房角落里，小声说：“今天爷爷分了两只风鸡，一只给幺爹，一只给大伯二伯合伙。我们没分到。”
“我知道。”
“你爹心里难受。他不是争那只鸡，是觉得……不公。”
“没有什么不公的，你爷爷操持这么大一个家也是有他的道理。”爹的话从外面传来。
我站在灶房的窗边，透过窗纸的缝隙，看着院子里爹的背影。三十多岁的人，弓着腰，像一棵被风雪压弯的老树。
妹妹趴在灶台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糖。娘把她抱起来，放到里屋床上。我走到院子里，站在爹旁边。
“爹，”我说，“我们不用靠他们。我也长大了，应该为家里分担一点。”
他转过头看我，脸上露出笑容。他很少笑。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干裂的河床。
“古话说，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只要一家人平安，穷不可怕。”
炮仗声在零点时分达到了**。整个村子都在响，连远处的镇上也在响。红色纸屑从天上飘下来，落在院子里的碎砖地上，像下了场红雪。
**十五年过去了。
**十六年，到了。
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北方。那里是北京的方向。一年。我必须在一年之内，让一家人从这个泥潭里***。不靠金手指。靠自己。灶房里，娘咳嗽了一声。屋里，妹妹在梦里咂了咂嘴。身后的地上，爹的影子被灶火拉得老长。
而明天，是大年初一。
窗外炮仗声渐渐稀了，夜沉下去，像一头巨兽闭上了眼睛。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风从太湖方向刮过来，呜呜地响。
以后总有一天，我不会在粮行柜台后面站着。
我会带着一群人，在太湖上建寨，在松江府的海边铸炮、炼钢、制盐，让天下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但这些事，躺在硬板床上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
我只知道，**十六年的年关，米价已经涨到了二两二钱一石。铁匠铺大年三十还在打刀。北边在打仗，闯王在**，官军在溃败。江南的百姓还吃着掺了红薯丝的年夜饭，还跪在祖宗的坟前磕头，求明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也许有一天，这些炮仗声会变成真正的炮声。到那时候，我要让家人活着，让更多的人活着。不是靠老天，靠自己。
先活下去，再说别的。
远处传来鸡鸣，头边鸡叫了。天快亮了。
我翻了个身，木板床嘎吱一响。隔壁传来爹的鼾声，时断时续，像这条通往**十六年的路，不知能走多远。走多远算多远。反正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