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原谅，只需走远

二十年后，沈安再想起那些事，已经不会哭了。
不是因为原谅，是因为太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雨，落在这一世的屋檐上，只剩一点潮湿的回音。
她现在住在县城东边一个老小区的六楼，没有电梯，两室一厅。客厅里养了一盆龟背竹，长得很野，叶子几乎撑满了墙角。周末不出门的时候，她就坐在阳台上看书，阳光慢慢从脚背爬到膝盖，再爬到书页上，一天就过去了。
没人给她打电话。她也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有时候她会想起那条路。
五岁那年的路，从大姨家到镇上小学，来回四公里。她不记得自己当年有多矮，只记得表姐的手很凉，指节很细，像一把干燥的柴。她把那只手攥在掌心里，走一段就回头看看，怕表姐踩到石子或者被路边的杂草绊住。
表姐看不见。她八岁就看不见了。表哥嫌丢人，不肯跟一个盲人姐姐一起上学，大姨和大姨父忙生意，没有空。于是这个五岁的、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外来户，就自然而然地接过了那根看不见的绳子。
沈安不觉得苦。她太小了，小到不知道什么叫苦，只知道大姨给她买了新书包，粉色底子印着白雪公主，她很欢喜。大姨每天早上给她和表姐每人五毛钱，可以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一袋酸梅粉或者几根辣条。她总是吃得很快，然后看表姐慢慢地撕开袋子，动作迟缓而认真，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她就那么看着，等表姐吃完，再把两张包装纸一起丢进垃圾桶。
后来有人问她，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可怜？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
那时候真没觉得。可怜是长大以后才学会的情绪。小时候只知道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牵着一个人的手，走很长很长的路，路上有狗叫，有自行车铃铛响，有卖豆腐的老头推着板车经过，豆腐的酸水味混在清晨的薄雾里，很好闻。
她以为所有人的童年都是这样的。
六岁那年，小姨回来了。
从广东回来，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三岁的男孩，虎头虎脑，嘴里叼着根棒棒糖，口水淌了一下巴。
小姨把大姨拉到里屋谈了很久。沈安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听到里屋传来小姨陡然拔高的声音：“她自己有爸有妈，凭什么一直扔给你？你两个娃了还嫌不够累？”
后来声音低下去，低到她听不清。
再后来小姨走出来，蹲下来，笑眯眯地看着她。
“安安，跟小姨回家好不好？家里有个***，可好玩了，可以陪你玩。小姨家里经常买糖，想吃多少有多少。”
沈安回头看了大姨一眼。大姨站在里屋门口，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她忽然觉得大姨好像很累。不是那种干了活的累，是一种她从没见过的、沉沉的累。
于是她说：“好。”
她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好”字有多重。
重到要用十几年来还。
小姨家在另一个镇，房子比大姨家新一些，院墙刷了白灰，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三岁的小表弟确实很可爱，圆滚滚的，像一颗长了腿的汤圆，追着她叫“姐姐姐姐姐姐”，叫得她心都化了。
但糖不是经常有。
活儿倒是经常有。
六岁的沈安还没灶台高，就要踩着板凳去够电饭锅的内胆。小姨教了一遍怎么淘米、怎么放水、怎么按开关，第二遍就开始骂：“这都不会？你脑壳是木头做的？”
她很聪明，第三遍就会了。
煤气灶比较难。火苗“嘭”地一声窜起来的时候，她吓得往后一跳，差点从板凳上摔下去。小姨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只说了句“稳到点”。她稳住了。稳住以后就再也没怕过火。
柴火灶最难。要先拿松针或者碎纸引火，等火旺了再添粗柴，添早了会闷熄，添晚了火又会断。她蹲在灶膛前，脸被烤得通红，烟熏得眼泪直流，但她很快就摸清了门道。
她发现自己很擅长学这些东西。不是喜欢，是不得不。
小姨夫在镇上一个工地打零工，每天回来都是一身水泥点子，有时候一身酒气。小姨在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早出晚归。两个人都不怎么着家，家里的大事小情就慢慢堆到了沈安头上。
衣服堆成山。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