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时候我已经快不行了，她往我碗里下了耗子药，我喝了一半觉得不对，吐了出来，但还是咽下去不少。我掐着她的手腕，指甲都快嵌进她肉里了，我说：“刘姐，为什么？”
她看着我，那张永远挂着愁苦相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不是恨，不是快意，甚至不是冷漠。那表情像是……心疼。
“卫国，”她说，声音哑得像是砂纸磨木头，“你不该死在这儿的。”
然后我就死了。
这是我第七次站在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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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天，北京。
我站在甲七号院门口，深吸一口气，拎着铺盖卷走了进去。
院里的人跟从前六次一模一样。倒座房里住着孙木匠和他媳妇，东厢房是***一家四口，正房归了街道办主任老马，西厢房空着，给我住。后院还有两户，一户是磨刀的老周头，一户就是刘寡妇。
刘寡妇叫刘秀英，二十六岁，男人三年前在厂子里出了事故，没了。她没孩子，也没再嫁，在街道的糊纸盒厂上班，每月挣十八块钱，日子过得紧巴。她住在后院最西边那间小屋，门口垒了个小灶台，每天做饭的烟能把半条胡同熏着。
我进屋放下铺盖，开始收拾。屋子不大，十二平米，一张炕，一张桌，一个柜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炕席破了好几个洞。我拿扫帚扫了一遍，又把铺盖卷打开铺好。
刚收拾完，门口有人敲门。
我开门，是刘秀英。她端着一碗水，碗边缺了个口子，水是温的，上面漂着两片茶叶梗。
“同志，喝口水吧。”她低着头，声音很小。
我看着她，看着她端着碗的手指头，指甲剪得很短，指节发白。碗里的水映着天光，晃晃悠悠的。
前六次，我喝了这碗水。第一次喝完死了，第二次没喝但后来也死了，第三次喝了但没死在那天，是后来死的。
这次我没接。
“谢谢刘姐，”我说，“我不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前六次我都接了，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渴。从火车站走回来，拎着二十多斤的铺盖卷，走了四十分钟，嗓子眼都快冒烟了。
但这一次我不渴。因为我知道会有人送水，所以我从火车站出来时，在路边的水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