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酒一百块，穷疯了的厂妹在KTV把富家女喝破产

“卡里还剩八十六块五。”
“工位旁边的自动贩卖机，最便宜的面包三块五。”
“距离下次发工资还有十八天。”
我蹲在流水线尽头的角落里，对着手机计算器按来按去。旁边堆着刚装箱的电子元件，塑料壳子散发出廉价的味道。工头老赵端着搪瓷杯经过，瞥了我一眼：“林晓，发什么呆？第七排等着你上奖呢。”
我摁灭手机屏幕，站起来。“来了。”
这是我生活的常态，从十八岁进厂，整整三年。
进厂那天，我妈送我到长途车站。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提着个红色塑料桶，里面塞着我的铺盖卷和两件换洗衣裳。
“到了好好干，别偷懒。”她把桶塞到我手里，指甲缝里还留着洗菜时沾上的油渍，“家里就指望你了，你弟弟明年中考，补习费贵。”
我说知道了。
她又补一句：“省着点花，能攒就攒点。**走得早，妈一个人拉扯你们俩，不容易。”
大巴车开动时，我看见她站在车站外的梧桐树下，用手背擦眼睛。我抱紧塑料桶，桶把手硌进胳膊里。
然后就是流水线和泡面的日子。
真的，不夸张。早餐是厂里食堂的稀饭，咸菜免费。午餐是两块五的素炒，米饭管饱。晚餐看情况——如果中午多买了个馒头，晚上就泡点开水。我们车间四十多号人，除了我，都点厂门口的外卖。后来他们聚餐也不叫我了，大概觉得叫我也付不起。
第一个月，我妈打电话来。
“钱够花吗？”
“够。”
“不够就说，妈再想想办法。”她说这话时，**音里有电视剧的吵闹声，“就是家里最近困难，你弟弟学校要交材料费，三百……”
我说真够了。
挂了电话，我去食堂又买了两个馒头。一块钱。打饭的阿姨多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一个月，我体重掉了九斤。
过年我没回家。我妈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车票贵，不如在厂里加班，加班费高。我说好。除夕那晚，宿舍就我一个人。我从厂区小卖部买了袋速冻汤圆，十二块。煮的时候水放少了，粘锅，一半破了皮。
我对着那锅糊汤圆，突然就哭了。
但我没打电话回家。我想我妈肯定更难。
过完年，我开始打第二份工。白天在电子厂流水线，晚上去旁边的**摊帮工，洗碗串串，一晚五十。一个月下来，多挣了一千五。我给我妈发短信，说找到兼职了，以后生活费少给点。
她秒回：“那太好了！家里正缺钱，你弟弟补习班涨价了。”
我把刚发的工资留了三百，剩下的一千七转回去。自己留的钱，买了两件地摊短袖，一件十五。剩下二百多，是下个月的饭钱。
工友刘姐问我：“林晓，你家里是不是特别困难？”
我说还行。
“那你怎么天天吃馒头？”
“减肥。”
她就不问了。但眼神里有东西，我看得懂。是那种混合着怜悯和精明的东西，像针，细细密密地扎人。
第二年开春，我妈突然来了趟厂里。
她没提前说，直接到宿舍楼下打电话。我跑下去，看见她蹲在花坛边，脚边放着个蛇皮袋。
“给你带点家里的**。”她把袋子递给我，**用油纸包着，有些发硬，“你弟弟……你弟弟上次模拟考，进步了二十名。”
我接过袋子。“妈，你怎么来了？”
“顺路。”她搓搓手，“那个，你这半年攒了点钱吧？”
“攒了一点。”
“那就好！”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你弟弟下学期要住校了，得买台电脑。你阿姨说现在学生都用苹果的……”
她顿了顿，没再说。
我懂了。我说：“妈，我手里真没多少。”
她拍拍我的肩，手很重。“晓晓懂事了。”
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厂门口。她忽然转身，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红包，塞进我手里。
“拿着。别跟你弟弟说。”
我捏了捏，大概三百。
公交车开走，我站在站台边，打开红包。里面是三百二十块，五张五十的，六张二十的。还有张小纸条，圆珠笔写的：“好好吃饭。”
那晚我破天荒去**摊点了十块钱的烤串。肉很少，但我吃得很慢，一串一串地嚼。
日子就这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