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单位具体做什么,只知道他在县**上班,“给领导当助手”。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做一大桌子菜,问他在单位怎么样,他说挺好,领导挺器重他。母亲就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说那就好那就好,好好干,总有出头的那天。
出头的那天。
他不敢想。
因为贾红军出事的那天,就是他彻底破碎的那天。
那天的起因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市里要求各县上报一份关于农业产业化的调研报告,王穆正加班加点了三天,把报告写了出来。贾红军看了之后改了几个数据,让他重新打印。他打印完送过去,贾红军接过去翻了翻,忽然把报告摔在桌上,说“这个数据不对,和上次报的不一样”。
王穆正说:“贾县长,这个数据是您昨天让我改的,我按照您口述的数字填上去的。”
贾红军看着他,眼神像在看一个不听话的下等兵:“我说的是让你把A改成*,你改成C了,你耳朵长哪儿了?”
王穆正张了张嘴,想说昨天贾红军说的确实是C,而且他还特意复述了一遍,贾红军点了头。但这句话在他嗓子眼里转了一圈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房间里,真相不重要,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能反驳贾红军。
他不能。
“对不起贾县长,是我的错,我马上改。”
他转身要走,贾红军叫住了他。
“回来。”
他站住了。
贾红军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走到他面前。贾红军比他矮半个头,但王穆正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贾红军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很小,小到可以被人一脚踩扁。
“你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委屈了?”贾红军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耳朵里,“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县**办公室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干得够多了,应该被提拔了?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干了一点活就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
王穆正没有说话。他的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疼痛让他保持清醒。
“你看看你,***考进来八年了,还是一级科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就是这个水平。你以为换个领导你就好了?你去任何一个领导手下,都是一样的结果。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不行。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王穆正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八年了,他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不是他的错,是体制的问题,是借调的问题,是编制的问题。他一直在给自己找理由,让自己相信他不是不行,只是运气不好。
但贾红军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不是因为贾红军说了真话,而是因为王穆正忽然发现,他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甚至不确定贾红军说的是不是错的。也许他真的不行,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干了八年仍然是一级科员的人,一个被借调来借调去最后只能给领导擦地的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跪下。”
王穆正没有动。
贾红军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说跪下。”
王穆正的身体在发抖。他的膝盖在疼,他的脸在疼,他的心在疼。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意气风发考上***的二十二岁的自己。那个人去了哪里?那个人还活着吗?还是说,那个人早就死了,死在某个被借调的下午,死在某次不被承认的加班里,死在贾红军无数次的羞辱中?
“我让你跪下!你聋了吗!”
贾红军抬起手,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比刚才那一下更重,王穆正整个人往旁边倒去,额头磕在茶几的角上,鲜血从眉骨上方流了下来,顺着鼻梁淌进眼睛里,把整个世界染成了一片红色。
他趴在地上,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砖上,红色的,很刺眼。
贾红军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张脸在逆光中看不清楚表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像一个黑色的剪影,没有五官,没有表情,只有一种冰冷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
“装死?”贾红军的声音从头顶上落下来,像一块石头,“你装什么死?起来,把地上的血擦干净。弄脏了
出头的那天。
他不敢想。
因为贾红军出事的那天,就是他彻底破碎的那天。
那天的起因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市里要求各县上报一份关于农业产业化的调研报告,王穆正加班加点了三天,把报告写了出来。贾红军看了之后改了几个数据,让他重新打印。他打印完送过去,贾红军接过去翻了翻,忽然把报告摔在桌上,说“这个数据不对,和上次报的不一样”。
王穆正说:“贾县长,这个数据是您昨天让我改的,我按照您口述的数字填上去的。”
贾红军看着他,眼神像在看一个不听话的下等兵:“我说的是让你把A改成*,你改成C了,你耳朵长哪儿了?”
王穆正张了张嘴,想说昨天贾红军说的确实是C,而且他还特意复述了一遍,贾红军点了头。但这句话在他嗓子眼里转了一圈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房间里,真相不重要,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能反驳贾红军。
他不能。
“对不起贾县长,是我的错,我马上改。”
他转身要走,贾红军叫住了他。
“回来。”
他站住了。
贾红军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走到他面前。贾红军比他矮半个头,但王穆正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贾红军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很小,小到可以被人一脚踩扁。
“你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委屈了?”贾红军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耳朵里,“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县**办公室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干得够多了,应该被提拔了?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干了一点活就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
王穆正没有说话。他的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疼痛让他保持清醒。
“你看看你,***考进来八年了,还是一级科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就是这个水平。你以为换个领导你就好了?你去任何一个领导手下,都是一样的结果。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不行。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王穆正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八年了,他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不是他的错,是体制的问题,是借调的问题,是编制的问题。他一直在给自己找理由,让自己相信他不是不行,只是运气不好。
但贾红军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不是因为贾红军说了真话,而是因为王穆正忽然发现,他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甚至不确定贾红军说的是不是错的。也许他真的不行,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干了八年仍然是一级科员的人,一个被借调来借调去最后只能给领导擦地的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跪下。”
王穆正没有动。
贾红军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说跪下。”
王穆正的身体在发抖。他的膝盖在疼,他的脸在疼,他的心在疼。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意气风发考上***的二十二岁的自己。那个人去了哪里?那个人还活着吗?还是说,那个人早就死了,死在某个被借调的下午,死在某次不被承认的加班里,死在贾红军无数次的羞辱中?
“我让你跪下!你聋了吗!”
贾红军抬起手,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比刚才那一下更重,王穆正整个人往旁边倒去,额头磕在茶几的角上,鲜血从眉骨上方流了下来,顺着鼻梁淌进眼睛里,把整个世界染成了一片红色。
他趴在地上,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砖上,红色的,很刺眼。
贾红军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张脸在逆光中看不清楚表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像一个黑色的剪影,没有五官,没有表情,只有一种冰冷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
“装死?”贾红军的声音从头顶上落下来,像一块石头,“你装什么死?起来,把地上的血擦干净。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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