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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前排着长队，我在候车大厅的角落找了张塑料椅坐下，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透明袋。

我随便挑了一个最远的终点站，用现金买了一张硬座。

列车开动的时候，我靠在窗边，把兔耳朵帽盖在脸上。

毛线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ICU里特有的味道。

念念，妈妈没能接到你最后一个电话。

我没有哭。哭需要力气，而我身体里的力气在那块火山石砸向汗蒸房玻璃的时候，就已经彻底透支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副还会本能呼吸的躯壳。

手臂上的伤口在发炎，周围的皮肤泛着骇人的暗红。

我在中途站下车，找了个社区诊所，让医生把深扎在肉里的玻璃碴挑出来，硬生生缝了八针。

缝完针，我继续上了下一班绿皮火车。

这回连座位都没有，我站在车厢连接处，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单调轰鸣。

那台报废的手机早就连同我的过去一起扔进了下水道，我不知道舒广庭有没有去医院，不知道他看到流水账单时是怎么样的肝肠寸断。

我也不想知道。

绿皮火车晃了两天一夜，把我带到了西南边境的一个小县城。

下车的时候，我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和高压劳累导致的病理性水肿，双腿胀得连鞋都穿不进去。

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了县城唯一的卫生院。

当年为了生下舒广庭的孩子，我大学没毕业就退了学。

后来念念病重，我走投无路想去考个基础护工证，却被舒广庭动用人脉全行业**，断了我所有自力更生的生路。

如今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老院长看我懂点基础的药理常识，便收留我做了个前台登记员兼库房打杂的。

一个月三千二，包吃住。

念念的骨灰盒是白色的，很小，很轻。

我在县城的山坡上找了一棵老桂花树，把她埋在树根旁边。

每天下班以后，我会去那里坐一会儿。

有时候带上那支她捏出凹痕的半截彩虹蜡笔，在旁边的石头上画画。

画一只没有耳朵的兔子，画一个太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

没有迈**，没有黑卡，没有那张滴血的阶梯收费表，也没有他身上那股高高在上的木质香。

五年后，我身上的水肿彻底消了，体重回到了当年他第一次见我时的一百零八斤。

但这一切，都已经跟他毫无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