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枪响之后·重制------------------------------------------。。，每上升一寸，身体各处的痛感就苏醒一分——先是后脑勺炸裂般的钝痛，然后是左肩胛骨下方那个他太熟悉的空洞感，最后是手指，十根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像是攥过雪地里冰冷的枪管。。。，钨丝发出细微的嗡嗡声，灯光昏黄得像是隔了一层水。天花板的裂缝从灯座向四面延伸，像蛛网，像干涸的河床，像一个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看见的——汉东大学男生宿舍的天花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些裂缝，耳边是自己的呼吸声，急促、克制，像是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不肯完全收紧。。他能感觉到腹部没有那道后来留下的刀疤，膝盖没有因为跪久了而变形，右手虎口没有因为反复扣动扳机磨出的老茧。。，下得真大啊。，对面是十几辆**，红蓝灯光交替闪烁，把雪地染成了紫色。他记得侯亮平举着喇叭喊什么，声音被风刮得支离破碎，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只记得风很冷，脸已经冻僵了，但嘴角还能动——他笑了一下，对着那个方向，对着侯亮平、对着自己跪过的那片操场、对着梁璐、对着所有把所有恩赐和羞辱加诸他身上的人。。。。
三声。
不对，第三声不是枪响，是冰水灌进耳膜的声音。他在坠落。
他在坠落——
“同伟？祁同伟！”
一只手猛地拍在他肩膀上，带着那种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才有的、不轻不重的力气。
祁同伟条件反射地反扣住那只手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翻身就要把对方压在床上。
“**！你干什么！”
他看清了那张脸。
圆脸，浓眉，鼻梁上有一颗小黑痣，嘴唇上刚冒出青色的胡茬。这是赵东来。不对，这不是后来的赵东来，没有四十岁那年的沉稳和话里有话，眼睛里没有后来那种看透一切却不点破的疲惫。这是二十岁的赵东来，年轻得可笑，被他按在床上还瞪着眼睛骂他。
汉东大学。
1986年。
这个念头终于像一把钝刀，硬生生切进了他的意识。
他松开手，翻身坐回自己的床铺上，背靠着墙壁，大口喘气。后背的衣服被冷汗浸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一片。
“你没事吧？”赵东来**手腕站起来，皱眉看他，“做噩梦了？脸白得跟纸一样。”
祁同伟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不是四十岁那双干燥粗糙、指节变形的手，这是二十岁的手，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齐。这是一双还没有给梁璐下跪过的手。
“同伟？”赵东来又喊了一声，声音已经带上了真切的担忧，“要不要去校医院看看？你刚才吓死我了，叫你半天你都不醒，好不容易睁眼了又是一副见鬼的表情——”
“几号了？”祁同伟开口。
声音比他预想的要沙哑得多，像是砂纸打磨过的铁片。
“九月十二号啊。”赵东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怎么了？睡糊涂了？”
九月十二号。
1986年九月十二号。
距离陈阳被迫离开他还有八个月。距离梁璐第一次在操场上拦下他还有三个月。距离高育良第一次找他谈话说“年轻人要有**觉悟”还有六个月。距离他在那个冬天的操场上、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跪下来求婚，还有三年。
三年。
三年的挣扎，三年的妥协，三年的自我说服、自我厌恶、自我埋葬。
然后是一条长达二十年的、从跪着到站起来再到跪下去的路。
最后是孤鹰岭的雪。
祁同伟闭上眼睛，把后脑勺抵在冰冷的墙面上。墙体的凉意透过皮肤慢慢渗进去，像有人在帮他退烧——退掉前世那场持续了四十年的、灼烧了他所有尊严的高烧。
“我今天不去上课了。”他说。
“你确定？今天陈——”
“帮我跟陈阳说一声，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赵东来张了张嘴，显然觉得这话从祁同伟嘴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祁同伟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有名的“拼命三郎”，入校两年，从没旷过一节课，更不可能错过任何能见到陈阳的机会。
但他没再问，只是点点头，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真的没事？要不要我帮你带饭？”
“不用。”
门关上了。
宿舍里只剩下祁同伟一个人。八人间的宿舍，七张床铺已经空了，剩他一张。对面墙上的搪瓷脸盆里泡着一件白衬衫，肥皂水还泛着泡泡。窗台上放着两双解放鞋，鞋带系在一起搭在窗框上晾着。空气里有洗衣粉的味道，劣质的那种，闻多了喉咙发干。
这些都是他二十岁时触手可及的一切。
简陋，逼仄，但活着。
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阵发酸。
不是感动，不是庆幸，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他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好像你在沙漠里走了四十年，每一步都在往更深的地方陷，你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干渴和灼烧，可忽然有一天有人把你拉出来，给你一杯水，你端起来的第一口不是甘甜，而是手在抖，抖得水都洒了。
四十年。
他被梁群峰的一句话卡了二十年，被赵立春的一句话提了十年，被侯亮平的一句话推到了悬崖边。
而他自己的声音，从来没有人听过。
他终于在第三个小时后下床。
腿有点软，不是因为虚弱，是那种从一个世界掉进另一个世界之后的失重感。他扶着床沿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桌前，拿起桌上那份报纸。
《汉东日报》，1986年9月12日。
头版头条是某位****的视察新闻，配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他把报纸翻过来，看到了第三版左下角的一条小消息——关于汉东省政法系统的一次内部会议，参会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梁群峰，省委政法委***。
梁群峰。
这三个字印在发黄的新闻纸上，铅字的凹陷处还残存着油墨。祁同伟盯着它们看了很久，久到那些笔画开始变形、扭曲，像是爬在纸上的黑色虫子。
这个名字后来会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
梁群峰不会直接动手，他那种级别的人不需要。他只需要在某个饭局上“不经意”地对高育良说一句“祁同伟这个小伙子能力不错，就是**上还不够成熟”，然后所有人就会明白——这个人不能提，不能重用，不能给他任何向上走的机会。
然后梁璐会在他面前哭，说“我爸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担心我”。然后他会在梁璐父亲的衬托下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然后他会收到一条又一条的秘密指令：去最偏远的乡镇司法所，去处理最棘手的**案件，去背最重的黑锅。
然后再跪下来求婚。
祁同伟慢慢把报纸放下，手指按在“梁群峰”三个字上，用力按下去，按到指腹泛白。
他想起了梁群峰**时自己在做什么。那是2004年，他已经调任京州市***局长，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秘书进来说“老梁被判了”。他“嗯”了一声，没有抬头，继续签字。
但他记得那一刻的真实反应——他的手没有停，但心停了一瞬。就那么一瞬，像一只掐了他十年的手忽然松开了，不是放过了他，而是手的主人死了，手指还保持着掐的姿势，但已经没有力气了。
那是一种比恨更复杂的感受。
恨是需要力气的，而那一刻他连恨都不恨了，只剩下荒诞感——我的人生，就是被这么一个人毁掉的？
但后来他知道了，毁掉他的不是一个梁群峰，是一条链子。梁群峰只是链子上的第一个环，后面跟着高育良、赵立春、还有那些他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全的人。他们不是什么邪恶联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一群人，他们坐在会议室里、饭局上、高尔夫球场边，用最文明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的**。
而他现在回到了链条尚未形成之前。
祁同伟拉开抽屉，翻出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笔是英雄牌的，黑色笔身，笔尖有点秃，出墨不太顺畅。他把笔在纸上划了几下，确定它能写出字来，然后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开始倒着写。
这是他在省**厅养成的习惯——重要的东西写在最后面，翻开之前谁也不会注意到。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画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地雷、宝藏、悬崖，和唯一一条勉强能走的路。
1987年，汉东省金融**试点。这是赵立春在汉东的第一个政绩工程，也是他收买第一批“自己人”的平台。谁在这个时间点靠上去，谁就是赵家帮的元老。前世他挤不进去，因为他还在乡下司法所处理邻里**。但这一世，他要的不是靠上去，而是——在那根链条的第一个焊点处，塞进一粒沙子。
1988年，东南沿海地产**松动。一块叫“望海”的地皮，现在还是盐碱地，十五年后会被一个叫刘建新的开发商拿下来，翻了四十倍卖给赵瑞龙的公司。刘建新现在在哪儿？应该还在某个街道办事处跑腿。
1989年，汉东省政法系统大调整。一批人上，一批人下。下的人里面有梁群峰的一个老部下，上的人里面有——沙瑞金。
沙瑞金。
祁同伟的笔尖停顿了一下。
这个名字现在没有任何人会注意。沙瑞金，四十岁，北京某部委挂职副司长，级别不高，资历一般，背后没有大树。但祁同伟知道，这个人会在十五年后成为汉东****，会用一年时间把赵家帮连根拔起。
不是因为沙瑞金有多正直——在这个系统里，“正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光靠正直什么都做不了。沙瑞金背后的力量来自北京，来自那个祁同伟前世到死都没能触及的层面。
他要在沙瑞金还没起飞之前，就成了沙瑞金的人。
不。
他划掉“成了沙瑞金的人”这几个字，在下面重新写：让沙瑞金觉得，祁同伟是他的人。
这是高育良教他的。高育良曾经用二十年教会他如何当一个合格的下属，如何揣摩上意、如何恰到好处地表现、如何在功劳簿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但高育良没教他的是——如何不被吃掉。
因为高育良到最后自己也被吃掉了。
祁同伟盯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不是想哭，是连续看太久，白炽灯的瓦数不够，光线太暗了。
他揉了揉眼角，继续写。
梁璐。
这两个字他犹豫了很久才落笔。
梁璐不是坏人。这是他前世到死都承认的一件事。她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任性的、不知道自己有多**的女人。她要的不是爱情，是一个“能配得上她”的男人，一个能让所有人闭嘴的理由。
前世他跪下去的那一刻，看见梁璐笑了。
她站在对面，穿着白色的棉衣，围着红色的围巾，笑得像一朵冬天的梅花。周围是围观的同学，有人在起哄，有人在鼓掌，有人说“祁同伟真有种”。
他也笑了，跪在地上，仰着脸对着梁璐笑。
没有人看见他眼睛里的东西。那不是爱，不是恨，是一种比死亡更深的空白。
后来梁璐在他身边睡了二十年，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共享一张床、一个户口本、一个姓氏，但再也没有共享过一句话。
这一世——
这一世，他不会给梁璐任何机会。
不是因为他恨她，是因为他不想再看见那个跪在地上的年轻人了。那是祁同伟，是他，是一面他不想再摆在心里的镜子。
他写完了最后一笔，合上笔记本，塞回抽屉最底层。
窗外有人在打篮球，拍球的声音咚咚地传进来，夹杂着年轻男人的叫喊和笑声。远处是操场上军训的新生，喊着“一二三四”，声浪一顿一顿地扑过来。更深的地方，是这座城市八十年代末特有的那种喧腾，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被唤醒。
1986年，秋天。
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早上，祁同伟出现在食堂的时候，赵东来正在啃馒头。
“你脸色怎么还这么差？”赵东来抬眼看他，“昨晚又做噩梦了？”
“没有。”祁同伟端了一碗白粥坐下，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控制什么。
“陈阳让我问你，你那个论文写完了没有？她说你答应帮她看稿子的。”
祁同伟拿着馒头的手顿了一下。
陈阳。
他说不清自己现在对陈阳是什么感觉。前世他们分开了，没有任何狗血的情节，就是被梁璐一步步地拆散了。陈阳等了他两年，等到他毕业分配去了乡镇司法所，等到他打电话说“你别等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重的一个字，比任何判决书都重。
后来他听说陈阳嫁了人，离开了汉东，再后来听到她的消息时，她自己已经是个处级干部了。没有靠任何人，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跟祁同伟走了完全相反的路。
她走的是路，他跪的是路。
“同伟？”赵东来又喊了一声，“你今天怎么老是走神？”
“没事。”祁同伟咬了一口馒头，嚼得很慢，“你告诉她，论文我晚上帮她看。”
他又吃了几口粥，忽然放下筷子，问了一个让赵东来莫名其妙的问题：“你说，如果有人让你选——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你选哪个？”
赵东来被馒头噎住了，灌了两口粥才顺下去，瞪着眼睛看他：“你这是什么**问题？好人和有用又不冲突。”
“如果冲突呢？”
“那——”赵东来想了想，“我选好人。有用的人有的是，好人不多。”
祁同伟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喝粥。
热气从粥碗里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做一个好人。
前世他也想过做一个好人。刚毕业的时候，他在乡镇司法所帮农民讨过工钱，帮被家暴的妇女写过诉状，帮一个被骗走宅基地的老人跑了三个月的中级**。那些案子的卷宗叠起来比他人都高，最后赢了，老人给他磕了一个头，他扶起来的时候眼眶红了。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后来梁群峰的一句话，他被调到了**部门，每天面对的不是案件，是**的人。他们哭着喊着要他主持公道，他只能摇头——不是不想，是不能。
再后来，他被调到了省**厅，开始接触大案要案，开始跟开发商吃饭，开始在饭局上敬酒、陪笑、递烟。那些**的人他还记得，但他们的脸已经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更清晰的脸——赵立春、高育良、刘新建、丁义珍——这些人的脸越来越清晰，轮廓越来越锋利，眼神越来越亮，像一把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告诉他往前走，别回头。
他回不了头。
他低下头，发现自己的膝盖已经跪烂了。
那么问题来了：他是从哪一步开始，不再是个好人的？
是第一次收开发商的那个信封吗？信封里的钱他三个月没用，就锁在抽屉里，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眼，第二天再锁回去。后来他用了，用了第一笔，就有第二笔，第三笔，一直用到了再也数不清。
是第一次对高育良说“老师说得对”吗？那时候高育良在饭局上公然歪曲一个案子的法律定性，祁同伟心里清楚这是错的，但他笑着说“老师说得对”，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液灌进喉咙里，像灌进了某个他再也没能打开的铁盒子里。
还是第一次打电话给陈阳说“你别等了”？
那个“好”字。
祁同伟把粥碗端起来，一口气喝完，重重地放在桌上。
不做这一世，他不会再让自己走进那些岔路。
他要赢。
但不是前世那种赢法——跪着赢，然后跪着输，跪着生，然后跪着死。
这一世，他要站着。
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也要站着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