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回家的路------------------------------------------，沈吟的各项生理指标达到了出院标准。，血压正常，自主活动能力基本恢复，认知评估的分数从最初的四十一分提高到了六十八分。她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能够识别基本的生活物品，能够记住当天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空白”来形容自己的过去。“就像一条河。”有一天她这样对心理医生说，“我知道它应该一直在流，我知道它应该有源头，有上游，有中游，有下游。但我的记忆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之前，全是干的。”，然后问：“那今天的记忆呢？今天早上吃了什么？白粥。”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然后顿了顿，“我好像每天都在吃白粥。喜欢吃白粥吗？习惯了。”。那是她在康复期间用得最多的词。当被问到为什么看到某些颜色会感到安心，为什么听到某些声音会觉得温暖，为什么闻到某些气味会眼眶发酸，她都说：习惯了。，那个人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拒绝跟她说话。，谢教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孟临，我说过的话你记着：情感刺激要循序渐进。她现在就像一块海绵，吸水的能力很强，但吸得太快会撑破。你不能一次性把所有东西都倒给她。我知道。第一站打算去哪里？”
我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上面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一个地点都标注了日期和当时发生的事情。
沈吟的家乡，她出生的城市，她读过的***、小学、初中、高中，她练过舞的那个少年宫，她最爱去的那家图书馆，她第一次发表文章的那家报社，她大学报到那天走过的校门。
还有我们第一次牵手的天桥。
我们第一次吵架的奶茶店。
她第一次跟我说“我爱你”的那个夜晚，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满天都是星星。
我把清单递给谢教授看。她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
“六十七个地方。”
“对。”
“要全部去？”
“全部去。”
谢教授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我。她今年五十九岁，研究低温生物学三十四年，主持过上百例大型哺乳动物的复苏实验，见过无数生死。但此刻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不太能定义的东西。
“孟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全部走完了，她还是想不起来呢？”
又是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孟轲问过，谢教授问过，连康复护士都在私下里问过。好像他们都在等我说出那句话——如果她想不起来，你就放弃吧。
但我没有那句话。
“那我就再走一遍。”我说。
谢教授没再说什么，把清单还给了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她是一月二十三日被送进冷冻舱的。”
“我知道。”
“二十年前的今天，她进冷冻舱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怀表，银色的，已经停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七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提这个。
“那个怀表后来被送到了你弟弟手里。”谢教授转过身来，“孟临，有些事情，你可能需要面对。”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我“嗯”了一声，推着轮椅离开了办公室。
走廊很长，灯光是冷白色的，两侧是各个实验室的玻璃门。轮椅碾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声响，在一扇玻璃门前停下来。
那是沈吟的病房。
她坐在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了，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她正在看书——一本心理医生推荐的图画书，上面是各种日常物品的图片和名称，帮助她重建语义记忆。
她看到门口的轮椅停下来了，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和之前的每一眼都不一样。
不是认出我的那种不一样，而是她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表情。不是困惑，不是警惕，不是空白，而是——好奇。
她好奇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在门口等了五秒，她没有移开目光。
我推着轮椅进去了。
“下午好。”我说。
“下午好。”她回答。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她把图画书合上放在枕头边，“护士说我明天可以出院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我说，“出院以后，你暂时还不能回正常生活。你需要做一段时间的记忆康复治疗，有一个……康复计划，要去很多地方。”
“去哪里？”
我犹豫了一秒，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备忘录，递给她。
她接过去，低头看那个长长的清单。她的眉头慢慢皱起来，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一页，两页，三页。
“这些地方……”她没有抬头，“我都去过？”
“你去过。大部分是在上大学之前，还有一些是……”我停顿了一下，“是我们一起去过的。”
“我们？”
“我和你。”
她抬起头来看我，眉头依然皱着。她的眼珠在冷白的灯光下看起来更深了，像两潭不见底的水。
“你是我的谁？”
这个问题，我准备了二十年。
但真正听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心脏被人攥住了。
“我叫孟临。”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二十年前，我是你的男朋友。”
她没有说话。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没有震惊，没有感动，没有任何我以为会看到的东西。她就那么看着我，平静地，像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我们在一起三年。”我继续说，“后来我们去雪山滑雪，遇到了雪崩。你被冰封了，我在医院躺了很长时间。现在你醒了，我也还活着。”
我看着她，等着她的反应。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听到了走廊尽头电梯开门的声音，听到了楼下货车倒车的提示音，听到了墙壁里水管流动的嗡嗡声。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你的腿，是因为那次雪崩吗？”
她注意到了我的轮椅。
“对。”
“很疼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曾经无数次看着我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对一个伤者的同情和关心。但没有爱。那种关心和她在康复期间对护士的关心、对谢教授的关心、对每一个帮助她的人的关心，没有本质区别。
我在她眼里，是一个陌生人。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腿因为雪崩而受伤的、自称是她男朋友的陌生人。
“有时候疼。”我说。
她点了点头，把手机还给我，重新拿起枕边的图画书翻开。
“那你要好好养伤。”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叮嘱一个刚认识的病友。
我接过手机，指腹划过屏幕上那个长长的清单，在一万两千多张照片里找到了一张。那是我们在雪山脚下的最后一张合影，她穿着那件鹅**的羽绒服，我戴着红色毛线帽，我们头挨着头，笑得像两个傻子。
我想把照片给她看，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没有点下去。
谢教授的话在耳边响起来：不能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都倒给她。
我把手机收起来，说：“你早点休息，明天我来接你。”
“好。”她说。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忽然叫住我。
“孟临。”
她叫了我的名字。
这是我复苏以来第一次听到她叫我的名字。声音是她的，语调是她的，但那个“孟”字发得不太标准，第二声发成了第三声，听起来像“猛临”。
“你帮我跟护士说一声，明天的粥不要放盐，太咸了。”
“好。”我说。
轮椅碾过走廊的地面，声音比来时更响。我的眼泪在轮椅转过走廊拐角的时候掉了下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像二十年前她的掌心。
她记得粥的咸淡。
她不记得我。
但这又怎样呢。
明天我要带她回家。回她真正的家，回我们的家。
出发那天下了雨。
十一月末的雨不像夏天那样痛快，它细细密密地落，像谁在天上撕着一本很薄很薄的书。实验楼的门口，孟轲把车开到了台阶下面，撑着伞上来接我。他的伞很大，黑色，伞骨有一根弯了，撑开的时候那一面伞布塌下去一块，像缺了一颗牙。
“哥，嫂子，走吧。”
他叫“嫂子”的时候声音很低，像是怕这两个字太响会惊动什么。
我坐在轮椅上，沈吟站在我旁边。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是康复科护士帮她挑的，说出门在外要保暖。那件衣服太大了，袖子长出一截，她把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细白的手腕。
“我来推吧。”她对孟轲说。
孟轲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她的手搭上轮椅推杆的时候，我的后背绷紧了。轮椅的推杆离我的肩膀很近，她的手指几乎碰到了我的肩胛骨。隔着冲锋衣的厚面料，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我知道她就在那里，她的呼吸就在我头顶上方几厘米的地方。
这是我们重逢以来最近的距离。
“往哪边走？”她问。
“正前方，台阶有斜坡，靠右。”
她推得很稳，没有我想象中的笨拙。轮椅下斜坡的时候她稍稍用了些力，刹车片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一切都恰到好处。就好像她推过很多次一样。
但我知道她没有。
二十年前她推过什么？她推过超市的购物车，推过图书馆的还书车，推过从学校后门小吃街买回来的一整箱饮料。她从来不会推轮椅，从来没有推过任何人。
可她推得那么好。
孟轲打开车门，把副驾驶的座椅往前翻，空出后排的位置。我先上了车，撑着车门框把身体挪到座椅上，再把折叠好的轮椅从车门拉进来。动作很慢，每一下都牵扯到大腿的肌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
沈吟站在车门外面，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她不是不愿意帮忙，她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对于一个记忆几乎空白的人来说，她甚至连“一个行动不便的人需要怎样的帮助”这种常识都没有。她只是站在那里，安静地，礼貌地，等着我坐好。
“好了，上来吧。”我说。
她弯腰坐进来，系好安全带，动作流畅得不像一个刚复苏不到两个月的人。孟轲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发动了车。
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