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列车有人隐瞒了咬伤

血月
血月悬在天际线上的时候，郑楠正蹲在一号车厢的厕所里，用一把生锈的美工刀剜自己掌心的腐肉。
刀刃切进皮肉的那一刻，她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皮肉被割开的声音——细微的、湿漉漉的撕裂声。她没有***，没有消毒酒精，甚至连一块干净的纱布都没有。她能做的只是在动手之前用打火机烧了烧刀片，然后咬着牙把那块发黄发黑的腐肉一点一点地剔下来。
汗珠子顺着她的额头滑进眼睛里，盐分的刺痛让她的视线模糊了片刻。她咬着自己的左手手腕，闷哼声被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隆声彻底吞没。
她没有叫任何人帮忙。在这列编号为G2001的**上，受伤意味着恐慌，而恐慌比丧尸更致命。这是赵国栋——第一任列车长——在病毒爆发的第一天就定下的规矩。后来这条规矩被写进了列车临时**的第一条：任何人在受伤后必须主动报告。但郑楠没有报告。不是因为她不遵守规则，而是因为她是列车长——第三任列车长，刚刚**不到七十二小时的列车长。如果车上的人知道她用一把生锈的美工刀在厕所里给自己做清创手术，军心就散了。
她用了十五分钟处理完伤口。然后用半瓶珍贵的矿泉水冲掉血迹，把从窗帘上撕下来的布条紧紧缠在手上。血很快浸透了布条，她又缠了一层。最后她对着厕所里那面已经有了裂纹的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一头短发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二十九岁的年纪看起来像四十岁。但她那双眼睛不像前两个月那样涣散了。那双眼睛里有了某种以前没有的东西。
她刚被选为G2001的第三任列车长。投票结果是772票赞成、31票反对、17票弃权。这列车上现存820人，她赢了将近八百票——不是因为她人缘好，而是因为车上的人们需要一个能在末日里替他们做决定的人。而这个位置，没有人争。
她当选时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谢谢大家的信任”，而是：“谁跟我一起扛？我一个人撑不住。”
然后周海平举了手，李维举了手，车厢里稀稀拉拉地举起了几十只手。郑楠把那些手一一记在了心里。
“郑车长。”
广播突然响了，声音是副列车长周海平的。
郑楠按下对讲键，声音平稳得让她自己都佩服：“说。”
“一号车厢前端瞭望哨报告，前方三公里处有一队幸存者，目测大约四十人。在轨道左侧的废弃加油站旁边。瞭望哨没有观察到感染者，但那队人里面有老人和孩子，行动速度很慢。”
“收到。减速到四十公里，按标准流程处理。”
她深吸一口气，把美工刀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深蓝色乘务员制服——袖口磨破了，领口泛着洗不掉的黄渍，肩章上象征列车长的三道杠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见了——但她还是每天穿着它。前两任车长留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列车长必须穿制服。赵国栋说这是“文明的体面”，林婉说这是“给活人看的旗帜”。郑楠觉得他们说的都对，但她穿这身衣服还有一个更私人的理由：她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自己是谁，而制服上的三道杠会提醒她——至少在这一刻，她还是人类社会的列车长。
她推开车厢门，走了出去。
G2001次列车在丧尸病毒爆发前只是一趟普通的沪宁高速铁路上的客运列车。每天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两个来回，载着出差的白领、旅游的家庭、探亲的老人。谁也不会想到，这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在末日降临后成了人类最后的移动堡垒。
病毒爆发的那一天——后来人们将那天称为“破碎日”——郑楠记得很清楚。她坐在二等座车厢里，正在用笔记本电脑修改一份产品需求文档。窗外是典型的华东平原风光，麦田和村庄在急速倒退。列车驶过常州北站之后不久，一切都变了。
先是手机信号断了。不是变弱，是彻底断了。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失去了信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中国上空把所有的信号塔一起拔掉了。车厢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