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两张火车票

一
今年过年回家，在村口老槐树底下看见一个人。
他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穿着一件褪色的军绿棉袄，袖口磨得发白，棉花从领口露出来一点。手里捏着一根旱烟，烟灰落了一地。我喊了一声"老叔"，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皮耷拉着，眼神浑浊，像是眯着眼在辨认什么。
"回来了啊。"
他应了一声，又低下头继续抽他的旱烟。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比五年前又老了一截，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褶子。他今年应该七十三了。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河里摸鱼，背着我过那条没桥的河，水凉得刺骨，他走得很稳，一句抱怨都没有。
二
我老家在太行山脚下，叫杨树洼。
一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全都姓杨，只有老叔一家是从外村迁来的。**是老来得子，六十三岁才有了他。老叔五岁那年，爹就死了，七岁那年，娘也死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东家一口西家一口，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正经饭。村里人都叫他"闷葫芦"，但他记性好，谁家给他吃过什么，他都记着。长大以后他逢年过节就给人送点东西，不值什么钱，但那份心意谁都看得见。
有一年冬天，队里张婶子给他做了双棉鞋，他记了十几年。后来张婶子家盖房子，他去帮忙扛了三天木头，一分工钱都没要。张婶子过意不去，给他塞了十个鸡蛋，他又给张婶子送回去了，说我有力气，帮个忙是应该的。
村里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实诚。有人说老叔这个人啊，心太软，谁家有事他都帮忙，自己有事却从来不开口。也有人说老叔这辈子不容易，没爹没**，能长这么大就不错了，还指望他怎么样呢。
我记事儿的时候，老叔已经三十多了，还是一个人过。他住在村子最北边的两间土坯房里，房顶的草长得比瓦还高。院子里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每年秋天能打半篮子枣，他都攒起来，等我去了抓给我吃。
他的日子过得很简单，每天就是下地干活、回家睡觉，也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听收音机，花十五块钱在地摊上买的，天天抱着听。收音机里放的都是样板戏和新闻，他也不挑，换来换去就那一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