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家客厅的灯，是那种三档调节的LED。以前公公住在这儿的时候，我总是把它调在最亮的那一档。因为老人家眼神不好，看电视、看报纸都需要亮堂的光线。我爸来了之后，这盏灯就再也没有亮起过最亮的那一档。我爸说刺眼，说他眼睛受不了那种惨白的光。于是这盏灯就一直用着最暗的那一档，昏黄昏黄的，照得整个客厅像旧照片。老公林建下班回来也注意到了，他说怎么不开亮一点，弄得跟老年人活动室似的。我说你岳父觉得亮。他“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低头换了鞋，走进昏黄的灯光里去。
跟我爸说出“你来我这里住吧”这句话，是腊八那天。
我妈去世两年了，老家那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就只剩下我爸一个人。每天早上他五点多就醒了，起来给自己煮一碗粥，喝完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电视打开，声音调得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种你需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里头在说什么的音量。他开着电视不是为了看，是为了听个响。因为家里实在是太安静了。那是一种比寂静更可怕的声音，当你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客厅里，只听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你会觉得自己正在被时间一点一点地遗忘。
腊八那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接起来的时候，听见他先咳嗽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念念啊，腊八粥你喝了吗？”我说还没呢，晚上回去熬。他说那你多放点红枣，说是补气血的，女孩子要多喝。絮絮叨叨说了一通，最后才说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今年你不在家，我都没熬那个粥了，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说得轻描淡写的，但我听了之后挂了电话，在茶水间接了杯水，端在手里半天没喝。窗外是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楼下的马路上车来人往，一切都很正常，但我突然觉得鼻子酸得不行。我那退休前在厂里干了一辈子车工的老爸，手掌粗糙得能刮毛裤的硬汉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了？连想让我回去陪他过年都不敢直说，要先说腊八粥，再说红枣，最后才轻轻带一句“一个人”。
我想了一整天，晚上林建回来，我跟他提了。
“我想把我爸接过来住一段时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洗碗，背对着他。我故意选在这个时候说的，因为不用看他的表情，我只听他的回答就行。
林建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过了几秒钟说：“住多久？”
“先住着吧，”我说，“他一个人在老家，也没个人照应。”
他没接话。厨房里只剩下水龙头冲洗碗碟的声音，我把最后一个盘子冲干净，放进沥水架，擦干了手，转身看着他。
他的表情看不出什么波澜，四十岁的男人，在职场摸爬滚打二十年，早学会了把情绪藏得很深。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那爸来了之后，家里的开销怎么算？”
我愣了一下。
这不是钱的问题。或者说是，但又不完全是。公公林德厚在我们家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他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仪式，林建提前一天跟我说了一声“我爸要过来住一阵子”，第二天老人家就拎着两个编织袋来了。编织袋是那种红蓝白三色相间的编织袋，火车站最常见的那种，里面装着他的衣服、一双布鞋、一罐**的辣椒酱，还有两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资治通鉴》。
公公来的时候没有问过家里的开销怎么算。他自己带了一万块钱来，来的第一个周末就领着林建去买了一大堆东西，米、面、油、调味料，还有一整箱牛奶和一整箱酸奶。那之后每个月一号，雷打不动，他都会在客厅的茶几上放一沓钱，有时候是一千，有时候是一千二，赶上那年春节过年前他放了三千块，说是“过年的年货我包了”。
我每次都说不用，爸你自己留着花。他总是摆摆手，说一句“我花不了什么钱，你们年轻人压力大”，然后就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每次我听到，心里都会有一个地方被轻轻触动。
老公林建是独生子，**走得早，公公一个人在老家待了七八年。他的退休金不高，一个月就三千出头，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