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后，我把咖啡泼在了董事长脸上

确诊当天，我把咖啡泼在了董事长脸上
确诊重度*urnout那天，我做了三件事：
把冰美式泼在董事长脸上
签字离婚
在女儿手心画了个太阳
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件事里——
泼咖啡最爽，离婚其次，画太阳最难。
因为前两件是“毁掉”，最后一件是“重新学会”。
我叫沈清辞，三十二岁，上市公司最年轻女副总裁。
医生说我还能活三年——如果继续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每周飞三个城市、把降压药当糖吃的话。
“*urnout综合征，重度。”医生推了推眼镜，“沈总，您现在的状态，相当于一辆油门踩到底、刹车失灵、还拖着十节车厢的火车。”
“有解决方案吗？”
“有。”他在处方单上写：立即停止工作，休养至少六个月。
我把处方单折成纸飞机，从十八楼的窗户扔了出去。
然后走进隔壁的董事长办公室。
张董正在看季度财报，抬头看见我手里的冰美式，皱眉：“清辞，我说过很多次，我的办公室不许带——”
哗啦。
整杯咖啡，连冰带水，泼在了他精心打理的银发和Ar**ni西装上。
时间静止了。
咖啡顺着他的颧骨往下滴，滴在财报的“同比增长35%”上，把那行数字晕成了一团墨迹。
“沈、清、辞。”他一字一顿。
“张董。”我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第三季度增长35%，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是人，不是AI。”
“人的极限是25%，这是我用八年青春验证出的数据。”
“如果您坚持要35%——”
我晃了晃空杯子。
“那这杯咖啡，就是我给‘不可能’的数据反馈。”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身后传来玻璃杯摔碎的声音，秘书的尖叫，董事长的怒吼。
我按下电梯。
手指不抖，心跳不加速，甚至想吹口哨。
电梯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脸——三十二岁，眼角已有细纹，但眼睛亮得吓人。
像一具死了很久的**，突然睁开了眼。
凌晨三点零七分。
我站在“知了心诊馆”门口，敲响了那扇木门。
咚、咚、咚。
每一声间隔2.5秒，精准得像我的心跳监测仪在报警。
开门的是个高大